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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李岩应该有23岁左右（估算），还是个年轻人。
李岩在开封的出现将使河南的局面更加糟糕，这是因为他带来了一个及糟糕的消息，为樊尚燝的破坏变法提供了口实和炮弹。使河南的形势急转直下。
生活在现代的人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常识：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残酷的，有时还是血腥的。在朱万化竭力倡导的振兴经济，鼓励工商的浪潮中，这种情况也毫无例外地出现了。这也难怪，即便在后世社会主义的环境下，新兴的工商资本也会不同程度的出现老板对于员工的残酷压榨。使用童工、克扣拖欠工资、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还有高水平的，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得很形象：“不到半夜12点你都不好意思下班！”
李岩带来的消息就是在杞县出现了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甚至出现限制关押工人强制劳动，买卖人口，使用童工的情况。
这种案件出现在樊尚燝对变法反攻倒算的档口，其杀伤力是很大的。
本来在封建社会里买卖人口是很常见的现象，孽待仆人、下人，甚至至人死命也不算什么新奇之事，至于童工，大明的人还没有那个概念。
但是遇到了樊尚燝，又是在这个紧要的档口，那就是问题了。在樊尚燝的眼里，工厂主、商人那就是下九流。
事实上封建社会对于下九流的定义里边没有商人、工场主。像戏子、剃头的、修脚的、吹鼓手、杠房、*、贼盗一类的才是下九流。一段顺口溜说明了其成员，说的很有意思：一流戏子，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五剃头，六擦背，七娼，八盗，九吹灰。
现而今的演员可都是大腕，我可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不过古代的戏子确实属于下九流，这不是我编派的。
但是在封建士大夫的眼里工商人士都可以算作下九流。在封建的礼法中，讲究的是“士农工商”，他们认为商人逐利，道德低下，其政治地位还不如自耕农，是社会人群中是最下等，最卑贱的。大明的律法就规定，商人不准穿绫罗绸缎的衣服，否则就违背了封建的伦理道德。
可以想象得出，在他们的眼睛里，这种卑贱的下等人，是没有资格虐待工人的，这就挑战了封建的礼法，就是犯罪。
......
李岩是个好为民请命的角色，他出面为工人仗义执言毫不奇怪。他本人家庭富有，否则他也无法仗义和打抱不平，关于他，历史上有很多精彩的记录，下面摘录并评论一二。
李岩，这个时候他应该叫李信，为了方便我们就称他为李岩。他是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丁卯年举人，有了初步的社会地位，应该属于乡绅一类。
其父李精白曾任山东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崇祯初年在魏忠贤逆案中被定为“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的处罚。用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追随宦官魏忠贤，论罪属于第三等级，判入狱三年，但是这入狱的惩罚可以免掉，作为替代的处罚是罢官、革除功名，降为平民。
李岩投李自成造反是不是与此有关呢？是不是他觉得他父亲冤枉，大明朝亏待了他李家呢？
李岩读书不错，年纪轻轻就中了举，史书上说他“有文武才”，从他后来所从事的军事实践中看，他也是有点本事。他又爱打抱不平，百姓都称他为“李公子”。
“公子”的称呼现代社会依然沿用，但是含义、解释与大明有很大差异。现代的“公子哥”的称呼有点捧过了头，带有贬义。单独的说“某某公子”是恭维的意思。
在大明，“公子”的称呼有恭维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是吹捧、颂扬，因为那个时候是有爵位的。公子就是公爵老爷的法定接班人，就像太子是侯任皇帝、世子是侯任王爷一样，公子是侯任的公爵老爷。“公侯伯子男”公爵是爵位的最高一级。
所以大家称呼李岩为李公子，就是吹捧他是侯任的公爵老爷，说明他在社会上地位比较高，决然没有后世“公子哥”的意思。
他后来成了家，娶妻汤氏，汤氏出身于杞县豪门之家，知书达礼，贤良淑德，是一位美丽的大家闺秀。红娘子的事怕是民间演绎，不靠谱。
前面说过，崇祯年间，大明帝国的弊政已经积重难返，赋税沉重，加上天灾不断，黄河决口，民众断了活路。即便如此，杞县县令宋某仍然在不停地催征钱粮，百姓的惨状让好打抱不平的李岩去见县令，为杞县百姓请命。但宋县令征税是他的职责，小小的知县能下令免税吗。李岩无奈，回家取出家中存粮三百余石去赈济灾民。李家仅靠一家之力显然只是杯水车薪，为了动员更多的富人一同赈灾，李岩作了一首《劝赈歌》，拿到各家富户去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此处略去144字）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
但是靠一首歌救世也太有些书生意气了，要财主们把钱粮拿出来是要讲究方法的，劝赈歌唱一百遍，喊破嗓子也没有用。所以说李岩的文武才能在协助李自成造反时显露一些，非造反的状态下，他的文武才能还是差点火候。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有文武才”、“好施尚义”的描述。
到崇祯13年时，李自成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领着几十个残兵败将由郧县、均县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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