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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的失败，曾壮怀激烈的叶挺却莫须有地背上了“消极”的沉重十字架。不肯屈服的他愤然跨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漂泊流浪，书写了“侨”的历史。然而，十年后，他却又来了个“浪子回头”。
一个血性男儿，抑或不怕砍头，不怕铁马冰河和马革裹尸，不怕千辛万苦，却经受不住无端的诬指与屈辱。
叶挺就是这样一个血性男子。
广州起义失败，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对革命者实行极其残忍和极其野蛮的大屠杀，英勇就义者成千上万，仅一日被绑赴刑场者就有几百人，一个目击说一天之内在刑场就响起英烈们二十多次高唱的国际歌声。
叶挺眼见起义在复杂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下不可逆转地失败了，在被赤卫队员保护下回到叶家祠，接着，化装成商人在天字码头附近的太平沙岳母家中躲避几日，最终因白色恐怖越来越阴沉地笼罩广州城，最后经几次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搭乘“泰山”号轮船平安地到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革命事业的严重受挫，无数革命军人和赤卫队员倒在敌人的枪炮和屠刀下，作为起义的工农红军总指挥的叶挺心情沉痛极了。他觉得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深刻，其中有对国民党军事实力估计不足的原因，也有对起义军期望值过高的成分，还有对时局的把握不够准确，以及对起义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挫折缺乏应对措施，更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起义后对可能来自距广州不远的江门、佛山、韶关、肇庆等几个方向的敌军火速增援和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参与夹击起义部队缺乏预测，如此种种，作为起义部队的总司令的叶挺，需要认真总结，并进行深刻的反省。
大概正因为叶挺心情过于沉痛，加之一连数天几乎彻夜未眠，饮食又饥一顿饱一顿，一下子就病倒在床上，并且大口大口地吐血。
就在这时，噩耗般的消息传到叶挺的耳朵里。作为党中央派到**来指导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的代表李立三，以“左”的面貌，对负责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黄平、恽代英、周文雍以及叶挺等大兴问罪之师，指责他们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是在搞“军事投机”。给叶挺定的罪名是“表现消极”。要实行“严罚主义”，要严加追究每一个个人的责任。于是乎，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有的被“撤职”，给叶挺的处分是“留党察看六个月”。
躺在病床上的叶挺听说后猛地跃起身来，有些跌跌撞撞地向院子里走，一不留神右脚碰在台阶一侧的一个花盆上，身子险些被绊倒在地上。他咬紧牙关站稳身子，眉宇间顿时拧成一个疙瘩，一口丹田之气提到前胸，猛地飞起一脚将那个花盆踢出足有一丈开外。那个花盆无辜地**着，打了几个滚儿，最后哀叫着“叭嚓”一声摔了个四分五裂，碎片狼藉地訇然散落了一地。
随之，叶挺晃了晃身子，不由自主地蹲在地上，“哇”地又吐了一口鲜血。但他又咬牙站起身子，胸口急迫地喘息了一阵儿，脸上虚汗淋淋，苍白中泛着一丝病态的红晕。
在客厅里抱着儿子的李秀文看到整个情景，急忙奔到院子里，站在叶挺身旁，嘴唇痛苦地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强行忍住了，眼里噙着泪花。她知道叶挺在花盆上宣泄愤怒是为了什么。为此她曾几劝过他，要他想开点，历史上蒙受不白之冤的人物比比皆是，如因放逐而赋《离骚》的屈原，两次变法奠定秦国雄基伟业最后却被贵族诬害而遭到五马分尸车裂而亡的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商鞅，遭宫刑而修《史记》的司马迁，以“精忠报国”为世人垂范而高吟“还我旧山河，朝天阙”、奋力抗金却被奸佞秦桧陷害的岳飞，以《正气歌》为世人传唱、被敌军威迫利诱而宁死不屈却遭到国人害死的文天祥，以及明末皇帝崇祯中皇太极反间计降旨被凌迟处死在北京菜市口的抗清名将袁崇焕，等等。可是倔强的叶挺就是咽不下这口怨气，总认为自己对革命忠心耿耿，肝脑涂地，党中央派来的代表下车伊始，也不做具体的分析研究，而是主观武断，兴师问罪，实在是嫁祸于人。
实际情况正如李秀文对叶挺的判断，叶挺的确认为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特派员”们对他的处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叶挺，你自从加入共产党，成为革命军的一员，无论是消灭“神打团”，还是担任北伐先锋，以至于南昌起义和刚刚进行的广州起义，那一件都是党的指派，都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离妻别子，你三心二意过没有？你计较过得失没有？没有！半点都没有！那么，对武装起义的“消极”又意味着什么？是抵触？是懈怠？是躲避？是阳奉阴违？是革命觉悟低？还是贪生怕死？！想我叶挺自18岁进入军校，如今已是32岁，军旅生涯一十四载，现在也算半世英名，怎料今天却被戴上对革命斗争“消极”的帽子，还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这与当“逃兵”有什么区别？半生的英名岂不毁于一旦，从而被世人轻蔑、鄙夷和嘲讽。我纵然浑身都是口，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呀！
叶挺陷入这种心绪之中，能不郁闷和愤愤不平么？
“希夷，听说广州派了不少特务，要抓你，我看你先到南洋躲躲吧。”贤惠而通达的李秀文知道再讲宽心的话对叶挺作用不大，灵机一动便想出从安全的角度动员他去新加坡。
“能躲过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叶挺怒气未消地说。
“先躲一阵儿再说，出去也好看看大哥秩平，正好和亲戚朋友们聊聊天，调理调理身子。到时候如果国内的时局还是这样，你就去欧洲。你不是早就想有机会再到莫斯科去看看吗？”李秀文浅笑轻颦，款语温润，似春雨如酥。
“我走了，那你们怎么办？”叶挺扭过头来看着李秀文，提问的语气显然情绪缓和了许多。
李秀文“扑哧”一乐：“你这几年都是天马行空，你哪次回来我们都安然无恙，什么时候叫你牵肠挂肚过？”
此刻，何去何从，叶挺处在自我操纵命运的十字路口。
最后，叶挺终于被妻子李秀文说动了心。一来为了排解胸中郁闷，二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便择日乘船抵达了新加坡。
不久，叶挺经中共中央有关同志的指示和朋友开导，与其在南洋逗留，莫如去苏联，一来找在莫斯科的同僚研究广州起义的得失，向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直谏广州起义实情，以期洗刷蒙受的屈辱；二来还可以休养治病，岂不两全其美。叶挺闻听大喜，马上回国，经海参崴乘坐火车，到了莫斯科。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预料。就在叶挺暂住莫斯科抱病写罢关于广州起义的动因和战斗始末及其本人听从党的指挥的申辩材料后，不但受到以共产国际自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机关“东方部”的拒绝受理并严加斥责，而且在中共“六大”由于“东方部”的阻挠也没有将广州起义问题列入会议的研讨议题。
“欺人太甚！”叶挺明了真相后，怒不可遏地将手中的一杆铅笔“叭”地在桌面上折断了，锋利的一端刺破了他的大拇指，殷红的血迹痛苦而无助地默默流淌，叶挺却没有发觉，血迹慢慢在桌面上汇聚成一个硕大的惊叹号样的形状，可见冥冥之中上苍都为叶挺蒙受的不白之冤而有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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