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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官宦地主势力在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曾受到严重打击，许多人家业荡然。但是，战争结束不久，他们又迅速的发展起来了。
以苏州府为例，明初，苏州府税银总数约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户总数约四十九万余。约千分之一的户，占一府七县田赋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可见，明开国之初，江南土地又已高度集中。
比如传说中的富商沈万三，“田产遍吴下”;丹徒曹定，占田万余亩;义乌巨室娄土祥，仅食客就养了数十人。他们的财产实力，雄视江南，“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
但是，如此富庶的江南之地从明初开始，却是和大明王朝离心离德。
造成现在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者，是由江南本地官宦乡绅等大地主的组成特点决定的。
二者，便是由太祖朱元璋和江南世族的恩怨决定的。
江南的官宦乡绅等大地主地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聚族而居。
从明初开始，江南各地分布着许多聚族而居的强大地方宗族。
如历史记载的，溧水大姓端氏，“群从子弟居山东西前后百余家，高墉飞，环数百里相接。”据说，很多大族聚族而居，绝无一家杂入者。
其二是累世仕宦。
宋朝南渡之后，江南就是南宋的政治中心，江南地主阶级进入宋朝中央者累世不断。元朝代宋，这些家族虽然由于改朝换代而有所势力消减，但仍旧有许多家族在元朝任职。到了明朝为止，江南已经有不少百年官宦世家。
而恰恰是，聚族而居和累世仕宦这两大特点，使江南地主之间关系盘根错节，使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声望。能够号令亲族乡邻，肆意进行土地兼并。一般的官员到此，都要拜会本地世族才能安稳做官。因此，朝廷在江南的政令还要看这些豪族的脸色。
至于江南世族与朱元璋的矛盾那是由来已久的。
因为在元末时期，这江南的官宦地主都是支持张士诚、方国珍和朱元璋作对的，为了击败张士诚、方国珍，朱元璋可是费了好大一股劲，自然是不待见江南的这些官宦地主。
在明初的时候，随着江南地主势力的恢复与发展，他们和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统新王朝，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上的矛盾开始迅速激化。
明初的时候的，江南地主对明朝的政治态度，大抵有三种。
第一种是拥戴明朝，这其中主要包括朱元璋的从龙功臣刘基、宋濂以及后来开科取士的进士。
第二种是对明朝抱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如山阴名仕杨维桢、黄岩等文人。
第三种则是对明朝采取敌对情绪的人员，以往张士诚等人的支持者。
正是，江南官宦地主对新建的明朝的种种态度，造成了明朝对江南统治的不稳定性。
但是，江南是国家的财赋重地，元朝全国税粮共一千三百余万石，其中“江浙税粮甲天下”，仅浙江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石，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面对不安稳的江南诸地，朱元璋便对此地课以重税，因而直到现在江南等地的赋税也尤其重。
据说，洪武年间，江南官吏经常冒杀头危险，向皇帝请求减免田赋。
而且江南经常发生地主反赋役的武装暴动。虽然最后都未成功，但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地主对明朝的敌视情况。
同时，朱元璋自从消灭张士诚后，几乎每隔三、四年，江南地主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飞粮事件、九年的空印案、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恒案和二十六年的蓝玉案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都受到了牵连。
后来在洪武三十年，又发生了“南北榜”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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