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口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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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东汉末年时期的人口统计，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黄巾起义的，不过跟三国时间不远了有一定的参考性，现在关于三国时期各个地方具体的人口数字资料已经没有了，只有《华阳国志》保留了益州的数目，现在只能知道三国时期各国有多少人，细分到州就不行了。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元始二年103郡国户口数总共为户1235.6490万，口5767.1401万。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

    如以汉武帝时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冀、豫、鲁和皖、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地、胶东半岛和滨海地区外，人口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岭南地区。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显著增加。

    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国有户933.6665万，口4789.2413万。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5百万的有豫、荆、扬、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余3州均在长江流域，其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可见经过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显著变化。

    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而根据各处收集到的材料，人口数如下：

    公元105年东汉永兴元年5325

    公元122年东汉延光四年4869

    公元140年东汉永和五年4915

    公元156年东汉永寿二年5649万

    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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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意义上说，三国时期见于史书记载中的户口数字不同于两汉，尤其是其列入州县版籍的人口，事实上仅是其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人口则不在其国家编户齐民之内，且缺乏明确的数字可考，往往为治史者所疏忽。故，经考证，大别之有以下四类：

    一、世家豪族荫附户口对魏蜀吴三国人口的分割

    东汉末，中原地区世家豪族在战乱中多率领自己的宗族、部曲筑屋壁以自保。如《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中所言“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即其一例。

    曹魏代汉后，世家豪族势力继续有所发展，如《三国志·魏书·田畴传》中记载：“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北）中，营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馀家。”

    再如魏明帝时被罢了官的杜恕仍“送去京师，营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一泉坞。因其垒堑之固，小大家焉”（本文取自《三国志》卷《魏书·杜畿附子恕传》注引《杜氏新书》）。

    而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曹魏政权实行“给客制度”，如《晋书·王恂传》中记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一般农民为逃避赋役，纷纷依托豪强。然这些处于世家豪族荫庇之下的部曲、佃户，却是不列入政府户籍的。

    蜀汉政权所在的益州，自秦汉以来迁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地主、富豪、倚靠随同南迁的汉族移民为主的“部曲”力量，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发展成为“恩信著于南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的“大姓”。一些夷族中汉化较深的奴隶主，也纷纷放弃奴隶制方式，转化为封建主，并成为了拥有自己部曲的“大姓”。

    而在刘焉、刘璋统治时期，豪强地主即拥有众多的部曲、甸客。蜀汉统治下，这一封建隶属关系则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据《华阳国志·蜀记》记载：“妻阝县（今四川三台县）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马家，世掌部曲。”又成都有柳、杜、张、赵、郭、杨等大姓，广都县有大姓冯氏，绵竹县则以秦、杜为首族，都拥有为数众多的部曲。而且大姓势力的发展，其力量已足以与当地政府分庭抗礼。

    时诸葛亮征服南中后，还把封建隶属关系带到了西南少数族地区，为巩固其统治，采取扶持和依靠“大姓”的政策，曾以强制的方法将俘获的“夷族”人口“羸弱配大姓焦、雍、娄、孟、量、毛、李部曲……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全帛骋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变世袭官《华阳国志·南中志》。”至于蜀汉政权的贵势之家拥有佃客、奴婢的情况，史籍虽少有记载，但从李严以罪废后犹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一事，当可见其梗概。

    再说以世家豪族作为政权基础的东吴，则也是采取了与曹魏给客制度相似的复客制度，以赏赐功臣的形式，赐给大族以土地和佃客。

    如吕蒙征皖有攻，孙权“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蒙死，“蒙子霸袭爵，与守冢户三百家，复田五十顷《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蒋钦卒，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书·蒋钦传》。”

    陈武死，“权命以其爱妻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书·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潘璋死，“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书·潘璋传》。”

    而孙权给臣下的这些赐客，便称为“复客”，也是享有免除承担国家租役特权的。如周瑜卒，权“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意思就是哪怕其中的客人即使是有来自“逋亡”的，也都不得查究，如此，赋役当然更是免除的了。

    《三国志·吴书》中常有“殊其门户”的记载，可见世家豪族是普遍享有这一特权的。他们从孙氏皇室合法地分得土地和劳动力。在其荫附下的佃客，也就成了从政府编户齐民中分割出去的户口。

    《抱朴子·吴失篇》对吴“势力顷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的世家豪族曾有“僮仆成军”的描述。近人李剑农先生论及“冒荫之事已盛行于三国晚期”时，提出“盖依附私家为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页28）”。

    故而，如除去列入“兵户”的部曲，并考虑到各地荫附私家佃客程度的不平衡，而不以世家豪族势力最盛的中原及三吴地区概其全貌，则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三国时期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约294.6万余户、1534.4万余口。

    二、屯田生产者不列入郡县的编户

    继汉末社会动乱之后，三国的统治者为使流民与土地结合，以解决军粮的需要，均有屯田制的实行。

    曹操早在建安元年（196年）即开始于许下募民屯田，后又推广及于各地。

    民屯的生产者“屯田客”（亦称“典农部民”）直接置于农官的管理之下。管理者在中央为大司农，郡为典农中郎将及典农校尉，县为典农都尉（《后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魏志》）。

    实行军事编制，以屯为单位，每屯50人，由屯司马督领。典农官与郡县守令不相统属。

    如贾逵领弘农太守，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这都说明了民屯上的典农官是独立于郡县之外、自成系统的，屯田上的劳动生产者则也另立户籍，不在国家正常的编户之内。

    蜀、吴两国屯田组织史无翔实记录，但从吕乂为汉中（今陕西汉中）太守“皆领督农，供继军粮（三国志·蜀书·吕乂传）。”即陆逊“出为海昌（今浙江海宁盐官）屯田都尉，并领县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这些记载中都可见蜀之“督农”、吴之“屯田都尉”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而自成系统的。

    在屯田制下，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其身份接近于农奴的屯田客，每因不堪苛重的剥削而逃亡。如袁涣在淮南募民屯田时“民不乐，多逃亡《三国志·魏书·袁涣传》。”但逃亡的屯田客大多沦为世家豪强的佃客。而曹魏的“给客”和东吴的“复客”，常将典农部所领屯田客与土地一并赐给公卿、臣下。这也只是由国家所控制下的屯田客变为私家的佃客而已，仍旧不会成为各国正常的编户。

    屯田客的人数史籍无记载。因中原战乱，荒芜土地及亡民较多的曹魏实行屯田最为普遍。其屯田区遍布于西起上邽（今甘肃天水），冬至青、徐，北至幽、蓟，南即淮南的广大地域，其中仅在今河南省境的即有许昌、襄城、睢阳（今商丘）、弘农（今灵宝）、洛阳、野王（今沁阳）、原武（今原阳）、汲县、宜阳、南阳、荥阳、河内（今武陟）、汝南（今息县）等处。又据文帝谢劝进令云：“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此处将屯田与郡国并提，也是屯田组织遍及各地的明证。

    蜀汉民屯仅有前述吕乂屯汉中的记载。益州成都平原早在先秦时期已得到开发，汉末又未经大的战乱破坏，没有发生严重的粮荒问题，仅为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而在接近前线的汉中推行屯田。

    东吴屯田则较为广泛，最主要的有“赤乌中（238-250年），诸郡出部伍，新都（今浙江淳安）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今江苏武进），男女各数万口（《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注引《献帝传》）”。

    此外，见于《宋书·州郡志》分布于丹阳郡境内的还有“江乘（今南京市东）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校尉”，“湖熟（今江苏江宁县境）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校尉”，“于湖（今安徽芜湖东北）令，......本督农校尉治所”，“溧阳令，汉旧县。吴省为屯田。”等。

    其他：华覈“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三国志·吴书·华覈传》”，在会稽郡境；前举陆逊屯田海昌，则在吴郡境内；孙权别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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