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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变法之后,厉行节约轻车简从,保镖、仪仗大不如前,王安石身体力行,带头骑马,甚至就带几个家丁步行前往朝廷办公,这就为敌人的刺杀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1068年5月和9月,刺杀集团对王安石制造了两次车祸,但都没有成功。第一次是耶律素帖的两个手下,按照事先踩好的路线,驾着4匹马拉的一个木材车,佯装马匹失控,向骑马的王安石狂奔过去。孰料事态有变,一辆装满蔬菜的大篷车突然斜刺里跑出来,横挡在木材车跟前,导致两车当场撞毁,人员伤亡十几个。

    还有一次就是耶律素帖利用辽国的商人驼队,在经过黄河大石桥时突然佯装骆驼失控,挤撞王安石的轿子,当场把四个轿夫踩死,几十个路人也做了冤死鬼,轿子被撞下了桥。但是他们失算了,王安石没在轿子内,前一天的夜里他加班熬夜,住在了府衙,这个轿子是去接他回家的。

    两次交通肇事案,死伤数十人,动静不小,开封府立案侦办,很多不利的证据指向了耶律素帖的辽国客栈。耶律素帖又接受调查,又赔钱,觉得这个方案不能再玩了,否则整个间谍组织就暴露了。

    于是,歹毒的刺杀集团在进行第二种方案的同时,也在推进第三种方案,那就是利用烈士遗孤,刺杀王安石,这就是当时还是小男孩的赵福。

    小男孩赵福的父亲是范仲淹部下将领,长期与西夏作战,屡次挫败强敌,战功卓著最终牺牲,被朝廷追封为“忠勇侯”,但是朝廷口惠而实不至,家中日渐贫困。不久母亲改嫁富商,当时赵福只有7岁,精神受到刺激,变得有些疯癫,被赶出家门,最后流落汴京街头乞讨,被苏轼收留,作为自己的“义子”。

    苏轼钦佩赵福的父亲,同情这个烈士遗孤,就尽其所能当了3年多的“义父”,给他治病,教他写字读书。但是赵福却极不愿意读书,他反而有一大嗜好,就是扔飞刀,还很准。后,赵福不乐意长住苏府,离开当时人人敬仰的书香门第,甘为贱民,就外出做生意了,他也不做一般的生意,在苏轼的点拨下,从事国际贸易了,来到耶律素帖的客栈当他的帮手了。凭着身强力壮,乱世中,看门卸车,打架耍狠,混吃混喝。期间,即使是外人也能看到,苏轼这些年来还时常惦记着赵福,每年给些银钱,有机会就邀他到自己家里吃饭做客。至于,背地里,这但是,这赵福是苏轼的一枚棋子,就只有当事人自已知道了。

    卖国贼马浩勋献上阴毒的一计,他对耶律素帖说,赵福现在17岁了,他很爱“义父”苏轼,而现在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不择手段在压制苏轼,王安石几次在朝堂上羞辱苏轼,还威胁要把他撤职流放,两人成为了死敌,可利用赵福干掉王安石。

    于是他们就叫来了赵福,说因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准备向皇帝建议杀了苏轼。这不管那赵福是否是个粗人,文化水平低不低,分析能力差不差,是否真有疯癫,反正,当即,赵福就怒发冲冠,跳起来要去杀了王安石。敌人见时机已到,就安排赵福傍晚藏在送菜的马车内(车子经过特别改装),进入王安石府邸的厨房,里面又安排了内应,晚上再伺机刺杀。

    按照耶律素帖和马浩勋的部署,赵福身带20把浸过毒药的飞刀,顺利潜入王安石的府邸,届时,毒刀连飞,一个文人,哪能活命?但是他哪里知道,他一进王府,就已经掉进了北宋反间谍情报部门布下的天罗地网。

    王安石是个聪明人,他在遭遇两次特大交通肇事案后,觉得这个问题不简单,很可能是反对变法的敌对势力反扑,就上奏宋神宗。宋神宗责成中央禁军特别行动科(军事情报部门)和开封府刑狱司(内务部)联合办案,经过明察暗访,大客商耶律素帖的客栈具有重大嫌疑,他们严密布控,并暗中加强了对王安石的保卫。

    公元1068年11月7日夜,赵福刚刚跳出运菜车,还没来得及施展身手,一张棕毛大网猛然从天而降,瞬间被套了个结实,四周埋伏的特工、捕快和衙役一跃而起,活捉了赵福。经过几番严刑突审,赵福招架不住,如实招供了幕后主使耶律素帖和马浩勋。

    中央禁军特科人员与开封驻军迅速合围辽国客栈,耶律素帖和马浩勋通过秘密地道逃出汴京城外,骑上两匹快马分别向北方边境逃逸。马浩勋被北宋特工追上抓捕,而耶律素帖化装后逃到一个契丹农家(实为辽国秘密情报站),后又在辽国商队的掩护下顺利逃回辽国。宋神宗怒不可遏,指示中央禁军特别行动科和情报部门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耶律素帖。

    此时的赵福案牵扯出了苏轼,至少,苏轼是赵福的“义父”,子不孝,父之过。就是这赵福刺杀事是其个人的自主行为、或是受蒙蔽被利用了作案,这苏轼也逃不了监造不力之责。在有着“连坐”法律的古代,此事,苏轼无论如何都脱不了干系。但,中央禁军特科和开封府刑狱司办案人员,对苏轼进行了调查,闻讯的王诜出手,这事,就追究苏轼作为刺杀王安石的幕后指使者的刑事责任事,就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结案了。

    但,朝中不少人认为,比如,李定和何正臣,都认为,苏轼至少在这事上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明知故犯。可是,在宋,士大夫地位出奇的高,没有确实的铁证,几个师爷舌绽莲花,苏门的人又上下活动,驸马爷也赤膊上阵,于是,在这案上,苏轼没沾上。但是,苏轼竟然在此案上,连得教子无方的附带责任也没负,实在叫人不服。于是,堤内损失堤外补,李定和何正臣等人就提起了“乌台诗案”。这“乌台诗案”不少人说这是宋朝的一大冤案,是苏轼的一大蒙冤。其实,知情人都明白,对于苏轼,事涉刺杀朝廷重臣,反对改革开放,用个“乌台诗案”来敲打敲打他,是抓小放大,避重就轻,舍本就末了。多少人,都说苏轼在诗案上蒙冤了,那是不知苏轼的为人。苏轼并不是个简单的大文豪,在宋,一向以文使武,故苏轼爱笔墨,也爱刀子。后人都说“乌台诗案”是冤案,可是,在宋,平反了吗?没有!诗案后没怎样的追究,是因为太后等苏粉垂泪了。这心知肚明的“乌台诗案”,冤不冤?冤了怎么不平反?不冤又怎么有那么多人叫冤?这刑事案已成了政治案,多说就无益了,懂的人自会懂得,这里权作是一个宋谜留存吧!……

    后,公元1072年1月2日夜,已升职为辽国刑部尚书的耶律素帖带领一家大小,在都城上京熙熙攘攘的夜市上欣赏花灯,突然遭到不明暗弩射杀,家人尽被可射杀,而耶律素帖身中三箭,身受重伤,当即对外宣布,已重伤毙命,时年49岁。而实际上,他隐姓埋名的潜伏了下来,誓报此仇。

    耶律素帖伤愈潜回宋国后,王安石已不是相爷了,其它人,作为个人,他与新党,也没啥深仇大恨,所以,他要报复泄恨,一时还没啥方向。后来,他打听到了,赵福因为父亲的一些功勋,加上他坦白程度较好,宋廷没砍他脑袋,后又逢赵煦登位大赦,他就只是关押在大理寺罢了。司马光当权时,隐隐然,赵福反成了个反新党的勇士了,他也就被旧党给放出来了。赵福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就只得再来苏轼门下;而此时,恰逢旧党辉煌,苏轼就顺水收留了这个反新勇士了。但是,多年的官场生涯,让苏轼也多了些心眼,他不让赵福在自己的家中抛头露脸,而是另找了一地,把他作为一枚棋子,隐藏了起来。

    后,苏轼成了两浙路的大佬,知杭州,要开发地产,要有软硬两手,要为黄世仁增补高手,而耶律素帖也在萧仙儿的掩护下,来到了杭州,并与赵福再次接上了头。如此,苏轼就有了支完全忠于自己的硬茬子了。这次,西湖事发,苏大人又要动用暗着了。养兵千日,终须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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