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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中税吏和钱庄绝大部分时候是不会生什么横向联系的，双方多事两条线的人。这样通过部门之间的分割钱账分离，出现**的概率降低了很多，是一种通过制度遏制**的方式。
当然，至于某些少部分地方可能会有所勾结，可是这个并不会影响整个天下。从制度是遏制了那些基层税吏擅自加码，而朝廷背黑锅的缘故。
“皇上，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从各部门手里直接收拢了财权，各部门之间无法直接通过收取税赋来进行从中盘剥，对钱账进行分离，那我们等于是进一步收拢了财权。”时不凡说。
时不凡这个方案其实也就是在剥夺了工部、刑部的直接收取税收的权力，以后商人通过各种关卡，那些税吏只能够开税单，没有权力直接收款，那商人接着去各地钱庄去进行缴纳就行了。那些地方的税吏因为没有了直接收取财富的权力，他们心思也都会转变了。他们没有了这个权力，自然没有想要开大额税税单的想法。因为自己无法从中获得牟利的机会，那他们是不可能去额外在税单上面额外加数字的，这样是他们自己自找麻烦。
一旦没有了利益，那反而是“公正”的，不会徇私了。
“好，这办法好，真是好啊！这样不但朝廷可以直接收取了税收，甚至也都杜绝了各种下层管理的盘剥，这样百姓可以少受很多贪官污吏的盘剥了。这个方法好，很好！不过……”李世民接着让话锋一转，显然还是有问题。
“不过你这个大唐钱庄联合会一旦扩散到了全国，那他们难道就不会多收取了吗？”李世民问。
时不凡反问：“那天蝎税单的权力，在税吏手里啊！”
“不行，这样朕还不太放心！这个收取税赋的大权，乃是朝廷公器，朕绝对不会让一个一群民间的钱庄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越俎代庖了。”李世民说。
时不凡想了想，赶紧说：“那请皇上派员监督，除了在钱庄联合会总部设立一名钱监使之外，还可以设立若干名钱监分巡使，负责分巡天下各地的钱庄联合会的钱庄，而这个份巡使也都可以为皇上监督，你看如何？”
“恩，好的！这样朕才稍微放心一些。”李世民这才说。
时不凡不怕李世民派人监督，反而害怕李世民不派人监督。其实甚至李世民派人监督越多，那时不凡反而越高兴。因为一旦派人多了，那反而会形成一个依靠于这个钱庄联合会而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这种负责监督钱庄联合会的人多了，那这样会产生一个奇怪的效果，他们一旦制度化，部门化之后，他们同样会产生所维护的“部门利益”。
他们虽然名义上是钱庄联合会的监督者，可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作为监督者们的生存土壤是在乎于被监督者的存在。如果被监督者都不存在了，那他们这些专职的监督者反而也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关系也就好比后世的银监会和各家银行一样，虽然银监会负责监督各家银行，可是同样他们的生存土壤是依靠于那些各家银行的。如果有一天政府要废除各家银行，那第一个反对的反而未必是各家银行，反而是银监会。
这个也就制度化，部门化之后的后果，很容易产生部门利益。有时会监督者的生存土壤来自于被监督者，一旦生存土壤没有了，那他们也都是要跟着倒霉。所以别看这帮家伙是来监督打听那个钱庄联合会的，一旦他们被制度化和部门化，那他们反而是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拥护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
这个也就是这么奇怪，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居然成为了同一个“利益团体”，这样那叫一个坑。所以时不凡不但不会反对李世民派人来，他反而非常支持。一旦这帮家伙被部门化制度化，那他们反而会反过来为大唐各家钱庄在朝廷上争取利益，如果大唐各家钱庄倒了，他们也都会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果。
“李世民，你这个是在给我送靠山来了，我干嘛要拒绝？你还以为派跟多人来监督是好事？到时候那些家伙一旦被部门化和制度化看，那最够你哭的。他们到时候说不定会从监督者，转变成为我们大唐钱庄领衔的大唐金融体系的最大拥护者。你这个是在给我送靠山，在给我送盟友呢！”时不凡心里奸笑想道。
李世民和时不凡想法不一样，李世民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对于大唐钱庄的监督掌控程度，有助于稳固自己。而时不凡却反而认为这个李世民是在给自己送盟友，反而举起双手双脚赞同。
两者思维不一样，因为李世民还是彻头彻尾的人治的思维，时不凡的思维更偏向于法治。李世民更认可“人管人”，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些钱庄监督的人是自己派去的人，那他们也都会忠诚于自己，忠诚于朝廷。可是时不凡却非常清楚部门利益的坑爹性，别说李世民了，再过一千多年都无法解决啊！不管是你派谁来，都是一样被卷入这个坑爹的部门利益当中。就好比任何植物都不会去破坏自己的生存土壤，这个监督大唐钱庄的组织生存土壤反而是依赖于大唐钱庄，他们才不会主动去消灭大唐的钱庄。到时候，那些负责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会集体不约而同的做出同一个选择“养寇自重”，他们不但不会过分的去监督，反而会一定程度上作为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保护者。
所以，以李世民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基础，是非常浅薄的，比起时不凡还要秦很多。政治学其实并不只是斗争的学问，而是一门真正研究政治的学问，并非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为了政治斗争而存在的学问。
政治家未必是“政治学家”，当然政治学家也未必是政治家。很多政治学家一辈子都没有从政过，可是他对于国家管理的贡献很大。可是同样有更多政治家从政一辈子，却并没有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管理体制作出贡献。李世民也许是一个政治家，可是他对于“政治学”方面的东西，非常粗浅的，所以明他难预测到未来的结果。
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才造成了不同的判断结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