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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柏拉图戏剧中的辩证法英雄，使人想起类似欧里庇德斯悲剧英雄的气概：他们都必须用理由和反驳来维护自己的行为，所以往往有丧失我们的悲剧同情之危险；因为谁会误解辩证法本质中的乐观成份，即每次结局的祝捷欢呼，而独能在冷静的清醒和自觉中呼吸自如呢？这种乐观成份一旦侵入悲剧中，就势必逐渐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剧自趋灭亡，——直至它跳入资产阶级戏剧的深渊而丧命。我们只须看看苏格拉底格言的恶果，他说："德即是知，犯罪是由于无知，有德的人定是快乐的人。"悲剧的灭亡就是由于这三个乐观主义基本公式。因为，现在有德的英雄必须是个辩证法者；现在德与知之间，信仰与德性之间，必须有必然的明显的结合；现在，埃斯库罗斯的先验的正义观，业已沦为所谓"诗的主义"这浮浅狂妄的原则，及其惯用的"神机妙算"了。
现在，面临这个新的苏格拉底乐观主义舞台境界，歌队和一般悲剧的全部酒神音乐基础将变成甚么样呢？歌队本来是偶然产生的东西，是悲剧起源所残留的一种早已无用的迹象；况且我们已经知道，歌队只能被理解为悲剧和一般悲壮因素的成因。关于歌队的难题，早已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在他的剧中，悲剧的醉境基础已经开始崩溃了。他再不敢信托歌队来负担戏曲效果的主要任务；反之，他限制它的活动范围，以致歌队几乎与演员处于同等地位，假若把它从舞池提升到舞台上，因此它的特性当然完全被破坏了，虽则亚里士多德还是赞同这样处理歌队。歌队地位的改变，索福克勒斯无论如何是以实践来支持的，而且据说甚至以一篇论文来推荐。这就是歌队走向毁灭的第一步，毁灭的各个阶段以惊人的速度相继而来，从欧里庇德斯，阿伽同直到新喜剧。乐观主义的辩证法以三段论的鞭策把音乐驱逐出悲剧之外，也就是说，它破坏了悲剧的本质，因为悲剧只能被解释为醉境心情的表现和图解，为音乐的具体象征，为醉境陶醉中的梦境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假定反酒神的倾向甚至在苏格拉底以前已经发生作用，不过在他身上取得特别明显的表现而已；那末，关于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现象，毕竟表示甚么呢，我们就不应畏避而不谈这问题。以柏拉图的对话录而论，我们固然不能把这现象看作仅仅是瓦解性的否定势力。虽然无疑苏格拉底的倾向的直接影响促使酒神悲剧瓦解，但是苏格拉底的深刻的生活经验令我们不得不追问：是否苏格拉底主义与艺术之间必然只有对立的关系呢，是否"艺术家苏格拉底"的诞生这句话就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呢？
这位专横的理论家，对于艺术间或有遗憾和空虚之感，有一半非难甚或自悔失责之感。他在狱中曾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在梦中往往见到一位神灵常对他说："苏格拉底呵，练习音乐吧。"直至他的末日，他也这样安慰自己：认为他的思辨乃是最高的音乐艺术，而且不相信梦神对他暗示的是指"平凡的通俗音乐。"终于在狱中，为了问心无愧，他甚至同意练习他所不甚尊敬的音乐。他这种心情之下，他作了一篇"阿波罗颂歌"，而且把几个伊索寓言写成诗体。那是一种类似鬼神告戒的声音督促他去练习音乐；由于他的梦神的意识，他象一个野蛮君主那样，不能了解神的高贵形象；由于他的无知，他险些儿亵渎了神明。苏格拉底梦中的神灵的话，不过是对逻辑之局限性的怀疑的一个信号罢了。所以，他必须反躬自问："也许我所不了解的东西并不就是不可理解的吧？也许还是一个知识王国是逻辑学者不得其门而入的吧？也许艺术恰恰是知识所不可缺少的补充和相关之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