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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想望的东西，一个人所赢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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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批判，——我们的机构已经毫无用处，对此大家都有同感。但是责任不在它们，而在我们。在我们丢失了机构由之生长的一切本能之后，我们也就丢失了这些机构，因为我们不再适合于它们。民主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衰退的形式，我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三百十八节中业已把现代民主政治及其半成品，如同"德意志帝国"一样，判为国家的没落形式。凡有机构，就必有一种意志、本能、命令、反自由主义到了恶毒的地步；必有要求传统、权威、世纪以上的责任、无限延续的世代的团结的意志。如果有了这样的意志，那么，类似罗马帝国的东西就有了根基；或者类似俄国，它是今日有肉体活力、能够等待、尚可许诺一点东西的唯一权力，——俄国是欧洲可怜的渺小政治和神经过敏的对立概念，它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进入了一种批判状态……整个西方不再具有机构从中长出、未来从中长出的那种本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如此不合它的"现代精神"了。人们得过且过，活得极其仓促，——活得极其不负责任：却美其名曰"自由"。把机构造就成机构的那种东西遭到蔑视、憎恨、排斥，只要听到"权威"这个词，人们就认为自己面临新的奴役的危险。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政党的价值本能中的颓废已达到如此地步：他们本能地偏爱造成瓦解、加速末日的东西……证据是现代婚姻。现代婚姻显然丧失了一切理性，但这并非要反对婚姻，而是要反对现代性。婚姻的理性基于男人的法律责任，婚姻因此而有重心，今天它却是双腿跛行。婚姻的理性基于它原则上的不可解体性质，它因此而获得一种音调，面对情感、激情和机遇的偶然事件，这种音调懂得为自己创造听觉。婚姻的理性也基于家诞所承担的选种责任。由于对爱情结婚的癖好持愈来愈宽容的态度，形成了这样一种对婚姻基本状况：最初把婚姻造就成一种机构的那种东西已经消失。人们决不在一种过敏反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机构，如上所述，人们不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婚姻，——而是把它建立在性冲动、财产冲动（女人和孩子是财产）统治冲动的基础上，最后这种冲动不断为自己组织最小的统治单位——家诞，它需要孩子和后嗣、以便也在心理上保持权力、影响、财富的一个已达到的尺度，以便为长期使命、为世纪之间的本能团结预作准备。婚姻作为机构业已包含着对最伟大、最持久的组织形式的肯定，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作为整体为自己向最遥远的世代作出担保，那么婚姻就毫无意义。——现代婚姻已经丧失其意义，——所以人们废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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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问题。——愚昧，透底地说，作为今日一切愚昧的原因的本能之退化，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工人问题。不对确定的事物发问，本能的第一命令。——我完全看不出，自从人们把欧洲工人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后，究竟想拿他们干什么。他们情况相当好，用不着愈来愈多、愈来愈放肆地提出问题。他们终究是多数。在这里，一种淳朴知足的人、一种中国人类型本来会形成为阶层，这本来是合理的，简直是必然的，但这个希望已完全消逝。人们在做什么？——在竭力把这方面的条件毁于萌芽状态，——人们以不负责任的马虎态度根本毁坏了一种本能，凭藉这种本能，工人才能形成为阶层，才能独立。人们使工人能武善战，给他们结社权和政治投票权。倘若工人如今已经觉得他们的生活乃是一种困境（用道德语言说即不公正），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再问一遍，人们想要什么？如果一个人想要一个目标，那么也就必须想耍手段，如果一个人想要奴隶，却又去把他们教育成主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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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的不是自由……"——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放任本能更是一种灾难。这些本能彼此矛盾、干扰、破坏；我业已把现代定义为生理上的自相矛盾。教育理性要求，至少应使这些本能系统中的一个在铁的压力下瘫痪，以便允许另一个变得强大有力，起支配作用。在今天，也许只有对个人进行修剪，才能使个人成为可能，所谓可能也就是完整……事实却相反：正是那些条条缰绳都已松驰的人，在最激烈地要求独立、自由发展、①——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但这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我们现在的"自由"观念更是本能退化的一个证据。
①法文：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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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必须有信仰。——在道德家和圣人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诚实更为罕有了；也许他们说的、甚至信仰的都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虚伪更加有利、有效、令人信服之时，本能的虚伪立刻变得无辜了：理解大圣人的第一原理。在另一种圣人即哲学家那里也有一整套手艺，他们只容许某些真理，即那种使他们的手艺获得公众批准的真理，——用康德的方式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证明什么，在这方面他们是实际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就"真理"达成协议。——"你不应说谎"——直截了当地说：您，我的哲学家先生，要谨防说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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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给保守党人听。——人们过去不知道什么，人们现在知道、能够知道什么——任何意义和程度上的退化、倒退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少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一点。然而，所有牧师和道德家都相信那是可能的，——他们想把人类带回到、拧紧在一种过去的道德规范上。道德始终是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①之床。连政治家们在这方面也模仿道德传教士：今天还有些政党在梦想万物象螃蟹一样倒行，以此为自己的目标。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随意变成螃蟹。毫无办法，人们必须前进，也就是说，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下的定义……）。人们可以阻碍这个进程，通过阻碍，堵塞和积聚最后的蜕变，使之来得更猛烈、更骤然，他们不能做得更多了。①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所开旅店里有一张铁床，旅客投宿时，他把身材高的截短，矮的拉长，使之与床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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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才观。——伟大如同伟大时代一样，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爆炸物；其历史的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他们身上长久地搜集、积累、节省、保存着能量，——长久地不发生爆炸。如果紧张度过高，那么，最偶然的刺激就足以把"天才"、"事业"、伟大命运唤入世界。与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公众舆论"有何相干！以拿破仑为例。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革命前的法国，原可以产生与拿破仑是相反的典型，但也产生了拿破仑。而因为拿破仑是另一种人。是一个比法国的发展于蒸汽和戏剧中的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后裔，所以在法国他成了主人，在法国只有他是主人。伟大是必然的，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时代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几乎总是成为时代的主人，只是因为他们更强大、更古老，他们身上的积聚过程更悠久。天才与其时代的关系，犹如强与弱，年老与年轻的关系，比较之下，时代总是年轻、单薄、未成年、不可靠、稚嫩得多。——关于个问题，如今在法国（德国也一样，不过无足轻重）人们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在那里，一种真正的神经症患者理论，即①理论。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近乎是科学的，甚至还颇得生理学家的信奉，这种情形"散发着臭味"，令人产生哀思，——在英国，顺应天才和"伟人"只有两条路：巴克尔（）的民主方式或卡莱尔的宗教方式。——伟人和伟大时代的危险是异乎寻常的；种种耗竭、贫瘠尾随着他们。伟人是一个终结；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终结。天才（创作天才和行动天才）必然是一个挥霍者。耗费自己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自我保存的本能似乎束之高阁；汹涌的力的过强压迫禁止他有任何这种照料和审慎。人们把这叫做"牺牲精神"；人们赞美他的"英雄主义"，他对自身利益的漠不关心，他的献身于一个理想、一个事业、一个祖国：全是误解……他奔腾，他泛滥，他消耗自己，他不爱惜自己，——命定地，充满厄运地，不由自主地，就象江河决堤是不由自主的一样。但是，由于人们在这种易爆物身上受惠甚多，所以他们也多多回赠，例如赠予一种高尚的道德……这诚然是人类感恩的方式：他们误解他们的恩人。
①法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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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及其近亲。——罪犯类型是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强者的类型，是一种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原，缺少某种更自由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在其中，凡属强者本能中进攻和防卫的素质均可合法存在。他的德行被社会拒之门外；他的最活跃的冲动只要在他身上出现，就立刻与压抑的情绪、猜疑、恐惧、耻辱交织在一起。但这几乎是促成生理退化的药方。谁必须秘密地做他最擅长、最爱做的事情，怀着长久的紧张、谨慎和诡谲心情，他就会贫血；而由于他从他的本能那里总是只得到危险、迫害和灾祸，他的情感也转而反对这些本能了——他宿命地感受它们了。这就是社会，我们的驯良、中庸、阉割过的社会，在其中，一个来自山岳或海洋冒险的自然生长的人必然堕落成罪犯。或者近乎必然。因为在有些场合，一个这样的人证明自己比社会更强有力，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最著名的例子。对于这里所提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具有重要意义——顺便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心理学家，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之一，甚至要超过我之发现司汤达。这个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权利蔑视肤浅的德国人，他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发现这些被断了回到社会的归路的正直的重罪犯与他所期待的十分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材雕成的。让我们把罪犯的例子推而广之，设想那一种天性，由于随便哪种原因，他们得不到公众赞同，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有用，——怀着一种贱民的感觉：人们不是平等待之，而是把他们看作被放逐、无价值、起污染作用的东西。所有这些天性在思想和举动上都有地下生活者的颜色；他们身上的每样东西都比生活在日光中的人们苍白，可是，几乎一切我们今日所赞扬的生存方式，从前都曾经生活在半坟墓的气氛中：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只要教士被看作最高的类型，每种有价值的人就会遭到贬值……我预言，这一时代正在到来，那时教士被看作最低的类型，看作我们的贱民，看作人的最不真实、最不体面的类别……我注意到，即使是现在，对于风俗的管理是地球上，至少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温和的，在这种条件下，每种怪僻，每种长久的、太长久的隐私（），每种不惯常、不透明的生存方式，都使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那种类型。所有的精神革新者都有一个时期在他们额上烙印着贱民的苍白宿命的标记，并非因为他们被如此看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中。几乎每个天才都知道，"卡提利纳①式的生存"，对于已经存在、不再生成的一切的仇恨感、复仇感、暴乱感，是他的一个发展阶段……卡提利纳是每个凯撒的前生存方式。
①：古罗马贵族，其暴乱阴谋被西塞罗发现和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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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眺望自由无障。——如果一位哲学家沉默，可能是心灵的高潮；如果他反驳自己，可能是爱；说谎可能是认知者的一种礼貌。人们不无优雅地说：；①不过必须补上一句：不害怕无价值的事同样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一个爱着的女人奉献她的敬意；一个"爱"着的认知者也许奉献他的人性；一位爱着的上帝变成犹太人……
①法文：伟大的心灵去传播他们所感受到的颤粟是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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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非偶然。——即使一个种族或家族的美，他们全部风度的优雅和亲切，也是人工造就的，是世代努力积累的结果。人必须为美奉献巨大的牺牲，必须为之做许多事，也放弃许多事（十七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对于社交、住地、衣着、性满足必须有一个选择原则，必须爱美甚于爱利益、习惯、意见、懒散。最高原则：人独处时也不能"马马虎虎&;——精美的东西是过于昂贵的，而且下述规律始终有效：拥有它的人和谋求它的人不是同一个人。一切财产都是遗产，凡非继承来的，都是不完善的，都只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西塞罗对男人和少年远比女人美丽感到惊奇，可是，数百年间，当时的男性为此美丽付出了怎样的艰苦努力！——在这里，不要弄错了方法，仅仅训练感情和思想是无济于事的（德国教育的巨大误解就在于此，它全然是幻想的），人必须首先开导躯体，严格维持有意味的、精选的姿势，一种仅仅同不"马马虎虎"对待自己的人共处的约束力，对于变得有意味和精选是完全足够了：两、三代里，一切业已内化。决定民族和人类的事情是，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致命的迷信）：正确的位置是躯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由之产生其余的东西……所以，希腊人始终是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事件——他们懂得，他们在做必须做的事情；蔑视肉体的基督教则是人类迄今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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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复归自然"，虽然它其实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天性，这样一种天性戏弄、并且有权戏弄伟大的使命……打个比方来说，拿破仑是一段我所理解的那种"复归自然"（例如在①方面，尤其如军事家所知在战略方面）。——然而卢梭——他究竟想回到哪里？卢梭，他集第一个现代人、理想主义者和②于一身；他为了能忍受他自己的观点，必须有道德"尊严"；由于无限的虚荣心和无限的自卑感而生病。连这个躺在新时代门槛上的畸胎也想"复归自然"——再问一遍，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我之憎恶卢梭还在于大革命，它是这个理想主义者兼的双料货的世界历史性表现。这场大革命所表演的流血闹剧，它的"不道德"，均与我无关，我所憎恨的是它的卢梭式"道德"——大革命的所谓"真理，"它藉此而始终仍在发生作用，并把一切平庸的东西劝诱过来。平等学说！……但是决不会有更毒的毒药了，因为这个学说貌似出于公正本身而被鼓吹，其实却是公正的终结……"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正呼声，由此而推出："决不把不平等者拉平。"——围绕着这个平等学说发生的恐怖和流血事件，给这个卓越的"现代理念"罩上了一种光辉和火光，以致革命如同奇观一样也吸引了最高贵的灵魂。归根到底，继续尊崇它是没有理由的。——我只看到一个人对它感到厌恶，就象必定会感到的一样——歌德……
①法文：迷阵战术。
②法文：贱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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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复归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来克服十八世纪的巨大尝试，该世纪的一种自我克服。——他本身有着该世纪的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实在和革命（革命仅是非实在的一种形式）。他求助于历史、自然科学、古代以及斯宾诺莎，尤其是求助于实践活动；他用完全封闭的地平线围住自己；他执着人生，入世甚深；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互相隔绝（与歌德意见正相反的康德用一种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烦琐哲学鼓吹这种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他自我创造……歌德是崇尚非实在的时代里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在这方面与他性质相近的一切，——他没有比那所谓拿破仑的实在论更伟大的经历了。歌德塑造了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施予自己，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一种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坚强而忍受的人，因为在平凡天性要毁灭的场合，他们懂得去获取他的利益；一种无所禁忌的人，除了软弱，不管它被叫做罪恶还是德行……这样一个解放了的精神带着快乐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唯有个体被抛弃，在全之中万物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然而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来命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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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也是追求歌德作为个人所追求过的一切东西：理解和肯定一切，接纳每样东西，大胆的实在论，崇敬一切事实。何以总的结果却不是歌德，而是混乱，虚无主义的悲叹，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在实践中不断驱迫人回溯十八世纪的疲惫的本能？（例如情感浪漫主义，博爱和多愁善感，趣味上的女性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莫非十九世纪，特别是它的末叶，仅是一个强化的野蛮化的十八世纪，即一个颓废世纪？那么莫非歌德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欧洲，仅是一个意外事件，一个美好的徒劳之举？——然而，如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伟人，就曲解了他们。一个人懂得不向伟人要求利益，也许这本身就属于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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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是使我肃起敬的最后一个德国人，他大约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件事，——我们对于"十字架"的意见也一致……常常有人问我，究竟为何要用德文写作，因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祖国这样糟糕地被人阅读。可是终究有谁知道，我是否还希望在今日被人阅读？——创造时间无奈其何的事物，为了小小的不朽而致力于形式和质料——我还从未谦虚得向自己要求更少。格言和警句是"永恒"之形式，我在这方面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师；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
（周国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