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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而在吴县的游学士子，本来是奔着蔡邕来的，见蔡邕去了海盐高家，也陆陆续续的来到高家拜访蔡邕，或者讨论学问。
而这些从豫州，徐州而来的学子中，高珣也认识了几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其中有豫州汝南郡西平人和洽，和阳士；
陈郡阳夏人何夔，何叔龙；扬州寿春人仓慈，仓孝仁；徐州广陵郡人徐宣，徐宝坚；广陵郡东阳县人陈矫，陈季弼。
其中除了何夔是士族外，其余的都是寒门出生。也正因为这样，何夔虽然来到高家拜访蔡邕，但是对高珣的刻意结交，有点不待见，甚至还冷言冷语。
反而是和洽，仓慈等人，因为出生寒门，对高珣所说的士族是毒瘤，深有同感，只是不好说而已。对高珣的刻意结交，他们也不会拒人千里之外。
对高珣不经意流落出来的才华，以及高家在吴郡南部对百姓的仁义，感到敬佩。几人与高珣也开始朝着好友方向发展。
高珣对这些历史人物，如今还只是游学士子，为了学问不惜千里而来，也感到敬佩。
他知道东汉游学之风源于春秋战国及先秦时期的游士之风。
春秋战国游士即从事游说，也游学求知，广交师友。《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都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而战国的国君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
游士不但游说各国，宣传自己主张，以求各诸侯国王的青睐，谋取荣华富贵；也拜师求学，广交师友，从而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或者踏入仕途。
孔子游齐、宋、卫、陈、蔡等中原诸国，晚年修订六经《诗经》、《尚书》、《士礼》、《乐经》、《易经》、《春秋》；
荀子、邹衍、尹文、慎到、田骈等曾游学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孟子游学孔子孙子思，游历宋国、滕国、魏国、齐国等地；墨子四处奔走；惠施游魏、楚、宋等国；公孙龙游说燕昭王、赵惠王、赵国平原君赵胜；韩非和李斯从荀子游学；子夏从孔子游学；李悝从子夏游学；吴起从曾子游学。
而先秦游学以利禄和教育发展的游学条件，也是汉代的游学条件。所不同的是，先秦官吏选拔制度还不完善，需要游士直接游说国君，以便进入仕途。
可是自从汉代武帝时期确立察举征辟制度，经过推荐入仕后。汉代已经没有先秦游说的职能，只有游学求知和谋取仕途。
汉代文人士子远游异地从师求学，一方面学习知识，扩大学术视野，他们通过游学，师从经学大师，有的精通儒经，成为鸿儒博士，有的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习得不少自然科学知识，为他们发展学术文化勘实了文化基础。
另一方面是加强社会联系，不脱离社会，提高社会声誉，从而求取官职或谋取学术成就。
因为汉代以利禄诱导文人士子读经义，但是读经还不能获取名利，精通经典经义只是让文士具备了踏入仕途的条件，还须有人推荐。
所以想要有人推荐，就必须广交师友。把他们的名声传播出去。游学文士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利用师友关系，提高了知名度后，他们或被征聘或被辟为僚属，或被举荐为孝廉、明经、从而踏入仕途，或成为当世名儒。
梅福游学长安，回家后被征辟为郡文学从事，又补南昌尉。彭宣拜张禹为师学《易》，被举为博士，而张禹为皇帝师，又荐宣为右扶风郡守，官至大司空。张禹通经，任博士，教太子《论语》，官至丞相。翟方进到京师游学，精通《左氏春秋》，“诸儒称之”，射策甲科为郎，任博士，官至丞相。
据《汉书?儒林传》载，不少游学之士成为通经硕儒，官至丞相和三公的。贡禹，儿宽为御史大夫，孔光，韦玄成、公孙弘，蔡谊为丞相，严彭祖为太傅。正是因为这游学之风，改变了汉代的学术风气，使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
这些徐州，豫州，扬州三州的文人士子，不远千里来到他高家，都是冲着蔡邕来的，蔡邕是闻名大汉的大儒，如果能够与蔡邕相交，即对他们的学业有精进，也对他们的仕途也是一大推进。
和洽，仓慈等人，在高家，一待就是四个月。十一月末，因为只有一个月，快要到年节，才告辞高珣，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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