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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打下的地盘自己未必占的牢，占不牢那就没办法做到深度改革，复兴就无从谈起，所以还是决定革命必须是有限度的，排满不是目的，占领根据地才是真的，真的要以排满为目的那么改革无从谈起。
见虞自勋问就说道：“我问你，为什么要排满，所谓总而言之是两条，一是满清是异族，入关之后多有杀戮，是以我们当报仇雪恨，二是满清昏庸，不下台中国无法治疗，是以要全面排满。”这话虞自勋深为赞同，见他点头，杨锐接着说道：“前者如果是私仇那么必当报复，可是放到治国的层面上那就不是这样了，杀满对治国有利，那就杀，一个不留，可要是不杀对治国有利或者是利大于弊，那就不杀，一个也不动。如果一个治国者还是以私仇为治国的动机，那这国我看是治不好了。
至于第二点，满清的昏庸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提出革命就是排满，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排满而排满，为革命而革命，排满只是革命的一个内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改革，而改革的结果就是复兴，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树林，改革是主，排满是次，至于革命的程度有多大有多深，那要根据实际而定。现在革命党为了鼓动革命，宣扬民族主义，只把排满当作最终目的，认为只要推翻了满清那么中国就会富强，我们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革命只是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其二，排满只是革命的一个内容，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
很明显，这段话要比以前说的好多了，虞自勋听后只是思考，没有反驳。杨锐不说话要让他好好的想明白。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又问：“那何为改革，改革什么，如何改革？”
杨锐笑了，心有成竹的道：“改革就是温和的、长时间的易经洗髓，革命只是换了衣服，比如从明朝换成清朝，只是换了个皇帝而已，总体上看都没有变，还是家天下那一套，而改革就是从骨子里，脊髓里动手，把人从外到里的换一遍。至于我们要改革什么，这就多了，社会要改革，体制要改革，思想要改革，文化要改革，方方面面都要改，林林总总太多要改的东西了。
这改革要比革命难百倍，首先，你要改筋骨但是不能伤了筋骨，改思想但不能完全抛弃思想，这就要技巧，同时改革会得罪很多人，你改官制你就要把官员得罪光了，改税制就要把乡绅得罪光了，改个科举那么就把读书人得罪光了。这么艰难、这么多人反对的改革就一定要有一个强权的政府支持着，古时的商鞅、王安石没有皇帝的鼎力支持那是没办法改革的，维新变法也正是没有一个实权的皇帝做后盾才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何改革，就是建立一个强权政府然后一条一条的改，最先改的是教育和吏治，教育是保证有新的人才进来，而好的吏治是保证下的命令不走样，满清的腐败还是在吏治上，吏治不清，改革难成。”
杨锐此时开始变成一个党棍侃侃而谈，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虞自勋这样的白纸很快就被他画满了记号，越想越觉得杨锐的话有很正确，平心而论，这种后世来的，结合了历史教训的东西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当然如果没有赤色党的教育，杨锐也不可能说的这么顺畅，以致他在一百多年前的时空里心中不由的暗暗感谢国家感谢党。
见虞自勋接受了先进理念之后，杨锐就开始和他一起想剩下的未做完的细枝末叶的时期了，比如徽章、旗帜、接头暗语、入会考察过程、宣誓词等等等等。两人一直说到晚上，直到汪允宗通知去赴宴才戛然而止。
当天的晚宴是林长民几个作陪，言谈间就多聊了些闲话，汪允宗素来和杨锐关系良好，加上上次的“雷锋行为”，更是好感倍增，见留学生关注朱老爷之际，找到空子也帮杨锐张目了，他说道：“诸君，竟成乃我学社之西学先生，与枚叔兄并称东西大师，其游历欧美十数年，对西学尤精，沪上商务印书馆已出其著者多部，日本大书社金港堂也买其版本以为日本大学之教科书，并邀请竟成到日本大学讲学，竟成因为在学社教学是以婉言谢绝。”
此话一出，包括朱老爷在内的众人皆惊，杨锐则是脸皮厚厚微笑了事。须知这年头都是把日本的书往中国搬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书往日本出的，是以非常吃惊。林长民叹道：“杨锐先生如此年轻，可谓真人不可貌相。”复站起深深一揖，并说道：“杨先生有礼了。”杨锐赶忙站起回礼，双方谈话渐多。问及杨锐是林西安康人，说道：“留学生里头好像也有林西安康人，似乎谢晓石就是。”
杨锐想不到在这日本还能遇见同乡，大感意外。要知道就是在后世安康也是一个内陆城市，不常常见于报端，而且经济较为贫困，教育落后留学者就更加少了，而现在清末新政初期，留学生本不多，在这本不多的留学生里还有连后世都稀少的留学生，还真是少见。林长民见杨锐颇为叹，于是说道：“先生周游欧美多年，怕是少会乡梓，少闻乡音，明日我让他来先生住处请教可好。”
杨锐见他一片好意，又感觉这两世相隔还能在东京遇见同乡实在是缘分，也就点头同意，并讲自己的地址告诉林长民。当晚聚餐结束，众人就一一回了住处。晚上继续和虞自勋补充复兴会的细节之外，还聊起留日学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