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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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天之变

    然而，2008年9月的危机却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宏观经济模型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遭遇了彻底失败，这令经济学界大为沮丧。直到危机爆发，美联储理事会高度发达的预测体系都没有看到任何衰退的迹象。在业界颇具声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模型也是如此，它们在2007年春季还报告说，“自2006年9月以来……全球的经济风险有所下降……美国经济总体上运行良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令人欢欣鼓舞”。美国金融业的翘楚摩根大通银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机爆发前3天）还预测说，美国的GDP增长将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大多数分析师和预测者都赞同英国《经济学人》在2006年12月发表的观点：“占据世界经济主体地位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动机看起来运转良好。”甚至在市场崩溃的前一天，即2008年9月14日，预测前景依然非常不明朗，我在参加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星期日早间节目《本周》（This Week）时还被问及下述问题：“避免本次衰退的可能性是否大于50%？”距离危机爆发不到24小时的时候，人们在传统思维上还没有达成可能发生一次正常衰退的共识，更别提8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了。

    甚至在市场崩溃之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依然预测，失业率将从2009年1月的7.8%下降到2010年年底的7.0%，到2011年年底将降至6.5%。可是到2011年12月，实际的失业率蹿升到8.5%。

    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此次事件上都错得如此离谱？

    我的思考将从对“动物精神”的分析开始，这个知名术语是凯恩斯发明的，用以描述“一种自发的行动本能，同时这种行动也不是对加权收益值和成功概率的理性判断的结果”。凯恩斯讨论的动物精神是从事经济活动的驱动力，我们的讨论对此概念有所扩展，把恐惧导致的风险规避的一面也包括在内。我对这种动物精神及其捉摸不定的特性早有体会：1959年，作为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我在一次公开预测中首次深切体会到犯错的滋味。我在《财富》杂志中撰文称，对投资者的“过分乐观”感到担忧，但后来发现，当时距离大牛市的顶峰还差得很远。,问题并不在于我和其他经济预测者不知道市场容易陷入野性乃至狂乱状态，会脱离理性基础，而在于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实在太难测算，所有可靠的系统分析几乎都不适用。

    但如今，在过去几年深入研究动物精神在严重危机期间的表现后，我又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人们的非理性行为有着比我们以前设想的更系统的特征，尤其在经济极端紧张时期。或者说，这种非理性行为是可以被测算的，可以成为经济预测过程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视角转化中，我逐渐意识到这种动物精神其实展现了某种“一致性”，它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发现即将出现的股票、商品或汇率的资产价格泡沫，乃至预见泡沫最终破灭的经济后果和复苏前景。

    特别是在本书第一章，我将试图辨析某些行为动机的非理性特征，诸如狂热、恐惧、惊慌、乐观等，并讨论这些本性及其形成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理性经济行为相互作用，并导致重大的市场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经济人假设连同肮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因为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持续存在，但也有数据表明，理性经济判断从长期来看依然引导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当然，众所周知，长期可能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当我们探讨2008年危机及其后续的乏力复苏时，必须兼顾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数据表明，1994~2008年的两次资产价格泡沫的兴起和破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率的实际进步，但泡沫背后也伴随着非理性繁荣和泡沫狂热的浪潮。这些浪潮在不可避免地破灭时会引发广泛的恐慌情绪，进而令市场瘫痪。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泡沫在破灭时都会造成2008年那种程度的浩劫。本书第二章将会详细讨论，1987年和2000年的泡沫破灭对整体经济都只有比较有限的负面影响。泡沫破灭造成的破坏程度不但取决于“有毒”资产的类型，还与这些资产的持有人的杠杆大小有关。后者决定了危机能够蔓延到多广的范围。简而言之，第二章将阐述债务杠杆的大小至关重要。

    本书涉及许多对我们的经济未来非常关键的议题，整个撰写过程把我本人带到了一些未知领域，由于我自己对目前的前进道路的某些担忧，这些思考可能会令人感觉有些不舒服。当然，这并不表示我是带着一种批判或者悲观的情绪在写作。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阐述我目前的所有想法，而是那些我有把握证明的内容。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进入了全盛时代。生产率快速提高，居民和企业储蓄率接近10%，资本投资和住房建设繁荣发展。在满足蓬勃的本国资本投资之余，美国甚至还有足够的储蓄从事境外投资。

    在确保经济世界的领导地位之后，美国人慷慨大度地转向国内，希望确保社会下层民众也能分享整个国家发展的福利成果。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实施多年之后，此类“由政府发放给个人的社会福利”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7%。然后自1965年以来，随着公共医疗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实施，加上社会福利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挂钩造成的社会保障项目支出大幅提高，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40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暴涨，年均涨幅接近10%——由两党联合推动。本书后续的章节将指出，这一过分慷慨举措的不幸后果是，福利支出严重挤压了私人储蓄，挤出效应的比率几乎达到1∶1。资本投资的减少导致生产率增速下降，如果美国没有从国外大规模借款，情况将更加恶化。而且，为维持这种慷慨的福利水平，政府不得不尽量搜刮联邦预算的其他各类项目，才能应付社会性支出的疯涨。我们正在消耗自己的种粮，破坏美国立足于世界所依赖的强大发动机。我们迫切需要调整前进方向。但这种调整，美国人在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成功过。

    给读者的提示

    在本书后续各章节，我将在合适的时候加上支持自己结论的附录，包括深入的解释性文字、表格、图示以及回归分析（使用最广泛的判断经济因果关系的统计工具）。统计数据将从第二章开始出现，统计附录2–1是一个解释回归分析结果的入门级介绍。当然对那些没有兴趣的读者而言，这些附录的内容完全可以忽略。我相信自己的文字论述已足以阐述附录里的公式推理。

    在本书展示的统计分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BEA）提供的国民收入与产值账户（National Incots）数据。就在本书出版之前，国家经济分析局发布了对这些账户数据的重大修订信息。虽然许多数据序列出现了重大调整，但本书后续章节得出的所有结论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第13条第3款后来又被《多德–弗兰克法案》修订。

    沃尔福威茨正好是后来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的保罗的父亲。让我颇为感动的是，保罗曾建议我给他的孩子们写封短信，讲讲他们祖父的事情。

    第四章将谈到，我相信大多数模型中的资产价格的因果关系没有被充分表达。

    例如，结合了人力和工程学的有效管理就要求深入分析人们在各类垂直层级型企业组织中的相互关系，但这只是非财务决策过程中的一小部分。

    参见：Iic Outlook, April 2007, p. xii。

    我暗自说：“我不敢相信，这样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会给全球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参见：Christina Romer and Jared Bernstein, “The Job I Recovery and Reinvestn”; January 9, 2009。

    参见：John he General Theory of E and Money (Whitefish, MT:Kessinger Publishers, 1936/2010), pp. 161–162。

    参见：Fortune, March 1959。那段时间我并不怎么走运，股票市场后来维持了多年的上涨趋势。

    大约在40年后，我在一个罕见的场合大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管是非理性还是其他类型的恐惧都会控制市场参与者，使其不假思索地追求有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资产，而抛弃风险资产。对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转极其关键的投资者之间的细微差异，此时已被抛弃。”——1998年10月1日，我在美国众议院银行与金融服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陈述。

    回归分析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分析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不是纯粹出于偶然的概率。判断因果关系必须结合经济作用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