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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华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华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华的战争”。但是，中华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华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中华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华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华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负伤7600人。还有900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华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二、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七十四军后撤一百多公里，转进到这个位于幕阜山深处的的鄂南重镇木子店。军部和153旅扎住在镇内，其余各部分散在木子店四周的村落。现在，已经升任153旅少将旅长的张灵甫，手牵战马凝神伫立在广场一侧，领章上一颗金星灿烂夺目，他看到两行热泪从指挥大家唱军歌的这名少尉的眼睛中夺眶而去。
因为在万家岭大捷中指挥军队血战有功，王耀武已经荣升为了副军长，仍兼师长，李天霞升任副师长，张灵甫升任少将旅长。
这名少尉，名叫刘骁，是一个多月以前慕名投奔七十四军的。
刘骁原就读于画家徐悲鸿执教过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他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在上海出版的《西行漫记》，无不向往中华红军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多次走上街头，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年前，他逃出南京，本想不远万里去延安，只因关山阻隔、战火纷乱，走到郑州就被日军挡住了去路，只得沿平汉铁路流亡到了武汉。在汉期间，他以画笔为枪，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漫画，各家报馆也采用了他的不少佳作，使得他在武汉——这一个全国救亡图存的中心崭露头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