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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政策以及思想教育工作的跟进，贸然在军中各级官员实施俸禄制，无疑大大减弱了军队渴望扩张、渴望战争的“源动力”。北魏帝国以前实行的是部落军制，军饷都是靠战争的掠夺而来，所以帝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渴望通过战争的胜利，来获得通过掳掠而得到的实际的好处。但在“俸禄制”的推行的同时，帝国随之而来的“反贪污、******”，以及“禁止军队掳掠”的政策，则完全打击了军人们的作战积极性。再加上上述由于“九品中正制”所导致的“升职”通道的关闭，帝国军队上下都会对“我们为何而战”在心中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更加可悲的是，在拓跋浚时期，重臣源贺曾经建议皇帝减轻死刑的刑罚，把原本判处死刑或者断肢的罪犯发配到边关去当兵，以增加兵源。这个政策在当时看确实不错，罪犯们捡了一条命，代价是在边关作战，为国出力，如果混的好，出将入相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当元宏进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后，我们上面已经分析到，帝国军队再无积极作战的动力，边防镇将也失去了往日贵族军人的荣誉感，以克扣军饷，贪污腐败为己任；而其统领的士兵的结构也悄然由部落精英转变为国家的罪犯，这些罪犯在镇将的压迫下，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对外作战只为保命，对内管理只顾搂钱。更加要命的是，一旦帝国政局不稳，这些有前科的士兵必将成为一颗颗定时炸弹，无时不准备引爆，以摧毁国家的根基。
还有，元宏由于偏执的信奉汉学（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着严重心理疾病的病人，参考“心理罪之教化场”），导致他主导的帝国和亲政策也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们说过，为了汉化，元宏勒令皇室和汉人世家大族通婚。通婚本身并没有错，但有得就有舍，皇室贵族过度和汉人通婚，就会大大减弱和北方游牧部落（尤其是柔然汗国）的和亲与融合，而作为风俗习惯和文化来说，北方那些游牧民族（柔然人和高车人）和北魏帝国的统治阶层的契合度更高，所以多多和他们进行“通婚”就能在政治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和朴实单纯的草原部落相比，南方的汉人世家却难以用“通婚”来笼络安抚，当时的汉人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北魏帝国尽管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只要不彻底征服南朝，汉人世家们就有一堆类似“沐猴而冠”“邯郸学步”等语言来形容元宏的所作所为（我们汉人的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孝文帝向南和亲无疑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一千多年后的满清帝国就借鉴了北魏帝国的“和亲失败”教训，满族皇室一直和蒙古部族通婚，通过婚姻这条纽带，彻底安抚了自己的大后方，为最终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逝者已矣，孝文帝元宏不管怎样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他一生勤政，爱好经典，勤俭节约，为国家发展可谓殚精竭虑，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讲，确实是个难得的仁德君王。可惜元宏幼年的心灵创伤，导致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病极深（参考“心理罪之教化场”），过度崇拜他的偶像奶奶冯太后，以至于把拓跋浚、冯太后执政时期的国策推向了极端。他没有考虑众多因素，一意孤行地进行汉文化改革，忽略了这种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没有分清当前帝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主次关系，直接导致了国内鲜卑族群的撕裂；同时又穷兵黩武，在执政后期频繁发动南征，妄图毕其功于一役，但事与愿违，结果是更加加速了帝国的衰亡。所以说北魏帝国的衰亡实始于孝文真是不假啊。
孝文帝死后的北魏帝国将何去何从，还会发生什么离奇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下一章继续。
p.s.明天是9月9日，是我们的毛主席逝世40周年的祭日；而再过一天，9月10日，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联想到刚刚过去的“抗战胜利日”，突然意识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76年9月9日，******逝世。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逝者已矣，是非功过，任由后人传说，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为了美化环境，整修花园时，捣毁了花园的蚁穴，那么蚂蚁的历史应该怎样评价这个人呢？同样，在圣经故事里，如果那些没有登上“诺亚方舟”的人们并没有全部葬身洪水，那么他们的后人又会如何评价那个“大义人诺亚”呢？政治家考量事物的角度当然和普通大众不同，叔本华说：“要么孤独，要么庸俗”，于是，伟人在俗人的眼中要么“羽化成神”，要么“堕落为鬼”……如果我们依然执着地用“俗人”的视角去考察他们，无论如何也会谬以千里的啊。
明天，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位伟人吧；至于“教师节”，真正豁达明理的“知识分子”们也不会纠结于那个特别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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