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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蜀的义军在宋军的高压之下,逐渐地转入了弱势,宋将杨琼自夔州进军,攻陷义军占据的蜀州和邓州。永康军、永昌、导江、双流、温江、郸县等地的义军也相继遭到镇压。大蜀中书令吴蕴在七月间领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带继续战斗。十一月,宋军来攻,吴蕴战败牺牲。张余军在嘉州,成为无援的孤军了。十二月,宋军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背叛农民军降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二月,张余被俘后壮烈牺牲。自成都失陷李顺牺牲后,大蜀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转战东西两川,坚持斗争十个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镇压而失败。义军号称大蜀雄军,在作战中表现的顽强精神,确是极为雄壮而英勇!不愧“大蜀雄军”的称号!

    张余牺牲后,农民军仍有一支队伍隐蔽在山谷间,坚持抵抗。五月,义军在王鸬鹚领导下再次起义,他们攻打蜀、邛二州,王鸬鹚占领邛州后,自称“邛南王”,不久王鸬鹚战死。王鸬鹚部虽然没有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他却代表了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很值得赞颂的,很值得肯定!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义军,从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青城起义到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张余嘉州被俘殉难。前后持续了2年多,他们的队伍达到几十万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遭到重大打击,几乎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对北宋朝廷也产生很大的震动!他们的起义虽然时间不长,范围不广,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更为明显的标志。

    这次起义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经过这次疾风骤雨的冲击,四川地区世族地主遭到重大打击,他们有的被杀死,有的被俘虏,有的成为义军的阶下囚,起义军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地窖”皆被铲平!“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是进步,历史地进步!

    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旁户,在起义中大都挣脱了人身隶属关系的锁链,获得了人身自由,起义被镇压后。他们成为一般佃户或“浮客”。与过去相比,他们虽依然遭受地主的压榨,但是人身依附关系和以前相比松弛多了,他们社会地位地比以前也提高了许多,这样-来他们就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来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农经济。自耕农的数量相应地增加起来了。特别是一部分旁户和城镇贫民,在起义军“均贫富”的过程中,分得一些财物,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这些对促进川峡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佷大地积极作用的。这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次起义完成了黄巢起义军在四川没有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黄巢大起义的继续与发展!

    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口号,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在唐以前的农民中,平均主义思想已初露端倪,历如赤眉军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的口号,黄巾起义要求建立“黄天太平”的理想社会,张鲁政权对“太平”的理想进行的一些初步实践,这些都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战争中的反映,但还不明显,处于朦胧状态。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自称“天外平均大将军”。

    黄巢自号“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平均”,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次较明显的表现。这次起义则首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是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次更加鲜明地体现。这个口号虽然表述得很简单,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均贫富”的口号如此鲜明地被写上农民战争的旗帜,把农民的斗争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反对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大飞跃,表明农民不仅仅要求维持生存,而且明确要求平均财产,是物质财产上的平均,这是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封建压迫的又-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这一纲领口号的提出,固然凝结着以往农民革命的经验,但是也表现出王小波个人的卓识见识,但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宋代的经济条件之中,他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如前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大地主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豪強地主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租佃制度但到普遍推行,地主阶级主要采取出租土地、征收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随着地主土地封建剥削和租佃关系的发展,土地兼并在宋初时得到剧烈展开,封建剥削日益深重,社会财产不均与贫富悬殊的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明显、更加表面化!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从不明显发展到明显。“均贫富”的口号,就是宋代经济关系在农民起义中的反映。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第-次明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个“均贫富”的口号虽还没有直接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但它已经在财产上提出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社会的分配制度,这也是一个很大地进步,它表明中国古代的农民阶级,在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总目标下,由前期的反对人身奴役,发展到后期的反对财产不均了。这就是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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