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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辅良接着说：“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使重农抑商政策形成，秦统一后，继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
法律规定的市籍政策，就是产生于秦，沿用于汉。
重农抑商是从前汉大力推行并使之法律化的。
首先，大力推行抑商政策和贱商措施，表现之一，宣扬‘商业害国论’。
一些思想家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事末作’则‘国贫’的理论，并进一步宣扬之，全盘否定商业。
表现之二，贬低商人地位，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
除了继续实行秦朝的七科谪戍和市籍制度外，还用了一些侮辱性的办法来贬抑商人，将商人及其子孙拒之于当政者之外。
表现之三，经济上抑商。
一是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
二是颁布经济法令，对利润丰厚的盐、铁行业实行官营垄断的‘禁榷’制度，从商富大贾手中夺回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挤兑缩减商人的经营范围。
三是剥夺商人对土地的占有权。汉武帝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当政者为什么要重农抑商，这样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首先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
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是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上倾斜。
其次是由政治原因决定的。
通过发展农业，朝庭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
另外还可以牢牢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而工商业不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并且日益发展的工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会出现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政权统治等社会问题。
再次是文化方面的原因，就是‘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义者，宜也。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
重农即国家‘重义’也。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害。抑商乃国家之‘轻利’也。
农、商的这种利、害属性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文明模式所决定的。
这种利害，不光是经济之利害，亦有伦理之利害。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
两圣之言为中国传统文化定下了基调。
从此以后，‘义利之辩’、‘重义轻利’成了中国伦理思想的铁则。
圣言即理，圣言即法，这一伦理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深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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