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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似乎从没帮过母亲提过一次重物。我幼年时，母亲出过远门吗？几乎没有。她除了在家里，就是在造船厂，有好几个周末她挑一担船厂分给职工的木柴，气喘吁吁从江边爬上山坡来，但我没帮过她一次。她迈进六号院子大门，进堂屋后，她搁下木柴，手握着扁担站着，正好逆光，母亲变得陌生，她的腿奇粗，肩加宽，背开始驼，头发混着汗遮住半张脸，故意看不见我。
在我出国后，母亲总在我回重庆看她的时候，与我睡一床。母亲熄了灯，借着窗外光线，与我说着话。她的话像春日细雨，绵绵不断。她说那年春节前父亲与浙江老家的亲弟弟相逢，是大半个世纪唯一的一次。父亲1939年在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行军经过十一个省，最后部队撤离时，他做了逃兵。父亲在重庆船运公司做了水手，在长江上走过多少来回，却从未返回家乡。后来眼睛瞎了，回家乡也没有用了。
父亲那年八十一岁，叔叔七十六岁，在重庆南岸，临江而立的白房子里，他们度过了半个月。分手时，两个人抱头大哭。母亲在一旁看着，也掉泪。
我活到这个年龄，从未见父亲哭过，他与叔叔的语言用哭表示，江水在那时清澈，河床枯干，拿一块木板，就可以轻易地游过长江。
母亲说的是1998年，我已三十六岁。
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父亲哭。父亲哭，心里装满了秘密和委屈，连亲生弟弟也不能说。对母亲何尝不也是一样。
父亲病退回家之前，既是船长，又是领江。他开过最大的一条船，是客轮，从重庆到上海。那次本可接近家乡浙江，但船过三峡，就不让前行了。一船人被整顿检查，他们要父亲交代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他替国民党军队押送军火之事。父亲说，他是被抓着枪逼着干的。
“那你宁肯光荣牺牲，也不必干。”负责整顿的人说。
父亲受到处分，由客轮调到货轮，开长江上游一带。但并未放过他思想改造，整顿的人要他检举还有哪些人，当年也给国民党军队开船运军火？
父亲说，记不得别的什么人。
整顿的人说父亲包庇人，罪加一等。
父亲气得没吃饭，本就缺乏营养他眼花，连日连夜加班，父亲双眼冒金花，从船上掉下江，救起来后，被送入离宜宾最近的县区医院。
父亲与护士认识了。她有个孩子六岁，丈夫到农村搞调查，饥饿加上得病死了。
母亲与我生父在山上，刚下班，身上头发全是汗，母亲用毛巾擦脸。他们还不是情人。母亲说得请假去看丈夫，终于收到了父亲请人拍的电报，他出事了，头摔坏，医院检查出眼睛也有问题。
母亲赶到宜宾，到医院看见护士的第一眼，心里就明白了，对父亲说，她不仅仅是护士。
父亲没有回答。
母亲找到护士家，护士打开门，没有想到，一脸惊讶。母亲发现她的床下有父亲的布鞋，屋外晒着男人的衣服。那布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
母亲走了。
母亲不是嫉妒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父亲伤好后，眼睛确认不能再在船上工作，便回重庆了。
父亲再也没有回宜宾。
母亲在事过三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事。我真想知道父亲怎么想？母亲说父亲不时寄钱给那母女俩，母亲说她们也可怜。
7
我十八岁，弄清自己是一个非婚私生子的身世后，离家出走。无行李一身轻。后来在北京一个文学院作家班读书写作，1989年夏天，学校解散作家班，我在北京东躲西躲三个月后，在十月份转到上海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没有箱子，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大旅行包。我把大包剪开，手缝成两个，容易携带，装所有的书、稿子和少得可怜的衣服。好几个朋友送我到北京火车站。
到上海却无人接，一个人来回搬两个沉甸甸的包，再从车站搬到公共汽车上，汗流浃背。上海啊上海，一到这块土地，就累死累活，我与上海如此结下缘。那段时间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上海租界帮派妓女历史杂书。
从上海到伦敦，年年从中国回到伦敦，行李由多到少，里面都是丈夫要的治感冒、高血压和鼻炎的药。
从未带两个旅行箱回重庆。除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全是带现金。我靠写字挣了多少，剔出自己的生活费，就带多少，给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他们的孩子，读不了重点学校，就要缴费，让母亲垫钱，我再把钱给母亲，让母亲亲手给他们，以便他们对母亲好一点。支持他们的下一代读书，成了我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年逝去，没一个下一代孩子读书成了气候，也没听到他们对我说一声谢谢。人忘性大，不记仇就好。很少听到哥哥姐姐说他们的孩子如何，也听不到侄儿女自己告诉我他们的学习情况。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见了我，叫声姨后，一般不开腔。大概是紧张吧，姨是个作家，说错话，会被笑话，更不知手脚搁哪儿自在。他们有自己的猜想和度尺，可也不能不受自己父母的影响，姨是有坏名声的外婆生的坏女人，从前是这个家的耻辱，今后也是，姨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都与家里背道而驰，不值得尊敬。
这会儿，他们基本都在，对我客气地叫一声姨，算是打了个招呼。两个哥哥帮着大肚猫用一个大塑料口袋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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