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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孽镜地狱内,王安石在业镜前看着人间发生的种种,在看到雅荣在王宏伟墓前摆放阳春面,他内心里也一阵酸涩,今生终于有亲人记挂他,而不是前生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现在,要送你去孽镜地狱受刑了。”范无开口说道,准备招鬼卒来带走王安石,但王安石恳求的朝范无说道:“等等,我想在业镜里看一下我的前生”范无有些惊讶,当初王安石刚到孽镜地狱的时候,一直不愿意面对业镜,如今反倒是主动要求起来了,他点头同意了王安石的请求。

    业镜里的场景发生了变化,出现的画面是在金銮大殿上,里面有俩个人在交谈着。

    北宋熙宁元年,年仅二十岁的神宗皇帝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们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

    亲政以后,神宗皇帝赵顼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王安石身上。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于是神宗把王安石召进了金殿内。

    宋神宗还年轻,带着一股冲劲,想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对着王安石说道:“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

    王安石是一名诗人,但是他内心却心怀天下,有着伟大抱负,这次神宗召见,对他来说是来之不易的曙光,他很珍惜这次机会,慎重的回答道:“以择术为始”。

    宋神宗听了以后,心中暗喜,王安石的想法和他很是一致,颇有相近恨晚之感,于是神宗紧接着问道:“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

    王安石见宋神宗对他的话很感兴趣,也忍不住把自己多年的想法说了出来:“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伟大抱负”

    这场交谈过后,宋神宗给了王安石至高的权利,王安石开始大规模的变法改革。王安石在陕西的时候推行了青苗法,效果很是不错,他决定把青苗法推全国。

    所谓“青苗”,是指春天时尚未成熟的幼苗。在春天时,去年的秋粮已经殆尽,而春粮则尚处于成长期,也便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在此时,农民手中有可以预期增值的货物“青苗”,却缺乏供应种植和生活的资金。在过去,他们只能通过向地主借高利贷的形式,来获取所需资金。但是地主开出的利息可远远不止二三分,最终导致的就是农民还不起,只能变卖土地。

    王安石深谙金融理财之道,觉得这理应是投资抵押贷款的绝佳时机。他主张政府在春天,以比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农民。而农民以青苗本身为抵押,在秋收后连本带息还钱给政府。

    这便是所谓的“不加税而国用足”,王安石企图通过金融手段,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获得政府财政收入。因为当处于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的理想化条件下,即便税率不变,也能在高效的流通环境下刺激经济,获得增税的效果。

    王安石在业镜前看着当年的自己,镜子中的自己在得到神宗的赏识后意气风发,全心全意都去忙着改革的事情,但是王安石叹了一口气,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他怎么都预料不到的。一场青苗法,引发的却是灾难性后果。

    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知县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

    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最后就连王安石的好友苏轼都出来公然反对他,王安石回忆着他和苏轼在大殿上的争论,他前半生很是落魄,在神宗之前并不被重用,只有苏轼这个好友陪着他,面对苏轼的职责,他也曾动摇过,但是他最终还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

    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

    ,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为了变法,王安甚至在“乌台诗案”中故意陷害苏轼,让苏轼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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