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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铃木贞一毫不含糊地回答，“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作霖，只要能使日本帝国称雄大陆，我们都不惜一切坚决支持！”
会议最后，田中义一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综合诸君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次会议将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将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国大陆分别对待，那里是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生命线。第二，大日本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三，关于中国，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区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日侨安居的地方。第四，万一动乱波及东北，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外交协调；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当然，以上四条应当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予以实施的，就目前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来看，过早的介入东北只会令我国遭受沉重打击。”
会后田中义一于7月25日向天皇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也就是日本对华政策纲领《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这份奏折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第二，确定以中国和美国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第三，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伺机进入大陆。
第四，提出要尽力建立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实行经济和文化渗透政策。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
第五，改变京—大（东京到大阪铁路，为中日共同经营）铁路经营体制，欺骗世界舆论。京—大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京大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cao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京大之时，国际间每不满京大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京大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京大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京大铁道公司之势力……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明治天皇秘密签署了这份奏折，并根据田中义一内阁的请求，制定了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展之路。首先，秘密制造侵略理论和侵略政策。日本军部派出大批间谍和特务到中国搜集、刺探情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邻邦兵备略》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中国的国情及军备状况，指出“为对抗中国陆军，扩充军备乃当务之急”，并提出了对华作战方针和战略。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领袖铃木贞一提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二线说，将朝鲜和中国划在了利益线范围，宣称必须“防卫利益线”，即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
其次，加紧战争体制的准备。对参谋本部进行了改革，实行军令和军政分离，使其成为直属于天皇的独立军令机关。这使军部在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加强，为发动战争奠定了军事指挥基础。尔后又经过几次调整，又通过海军军令部，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完成了战争体制的准备。此外还将军队编制由守备性的镇台制改为野战性的师团制，使日本军队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再次，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力量。日本陆军加紧制订了“军备扩充计划”，改建完成了7个师团（6个野战师团，1个近卫师团），现役总兵力达123万人，加上预备役可达230万人。海军制订了“八年扩充计划”，针对中国最强大的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着重建造被称为的鹤舞级、大和级主力舰。海军的实力很快达到了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达10万多吨。
此外，在军费开支，武器装备，情报侦察等方面的军备都得到很大加强。
最后，为了争取西方列强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支持，日本外务省和军部派出了多股游说组，分赴世界各大强国进行游说，尤其是大力挑唆东方援助计划的收益国家，希望他们与日本一起摆脱中国的经济控制，以战争的方式来一致抵制中国，并且做出保证，一旦战争成功，不侵犯各国的在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