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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后的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吧，他让秘书通知我现在就出发采访，让我收拾一下，车在公司楼下等着。我没想到采访来得那么快，匆忙收拾了一下，带上速写本和笔，就跟着他下楼了。
下楼之后我终于开始觉得，事情有些特殊了。因为我看见，来接我们的车，挂的是白牌——军E-xxxxx——上面两个字是红色，下面的数字黑色。
惨白的车牌在阳光下有点晃眼，我直觉这件事好像有点偏离我的预料了。
车旁边还站着一个很年轻的少校，我估计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这个人看上去很平和，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子锐利的气质，很奇怪的感觉。
赵总编径直走向这辆车，没跟我解释什么，我也不敢问，只是跟着他。但到了车边之后，他并没有上去，让我在后面等着，自己走到一旁，跟那位少校说着什么。我不敢靠的太近，他们的声音也有点小，我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见两个词——“妥协”、“功过”。
这什么意思？我想了想，发觉信息太少，根本就无从判断。我的思绪没有飘的太远，因为赵总编和那位少校的交流很短促，一两分钟就说完了。
“你就跟他去，怎么做有人会跟你交代的。”赵总编走到我的身边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两张卡，“一张是建行卡，里面有二十万，这是他们预付的订金，你收好。”
二十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心里一惊，一股热血直冲上脑门。
我生于四川遂宁，家在农村，那时家里父母长年在广东那边打工，做纺织工人，一年到头有个两三万收入都了不得了。
我是一个并不甘于平淡的人，所以大学一毕业，即便在毫无关系背景的情况下，依旧孤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为的就是出人头地。可是生活哪里有这么容易，一进杂志社大家都是底层员工，一个月有个千把块钱工资已经算可以了。
二十万，我得挣到猴年马月去？
那时候的我，还是太年轻，眼睛浅只看得见眼前看不见身后，刚刚步入社会，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我，几乎立刻就对这个采访再没有半点怀疑，并且心甘情愿去做。
我当时甚至有种错觉，如果赵总编这二十万是用来买我的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他。
我心潮翻涌，几乎被这突然而来的金钱冲昏了头脑。可是，赵总编却根本没理会我的想法，只是自顾自对我继续叮嘱着。
“另一张卡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
说完这番话，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拍了拍我的肩膀，大步离开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心情，最后颤抖着把银行卡收起来。
另一张卡片静静躺在我的手中，那是赵总编的名片，没有什么头衔地址之类的花哨东西，只不过有一些纯金色的花纹，金底黑字，做的很简约。上面只有一行字：赵川，138xxxxxxxx。
原来他叫赵川。
“同志，上车吧。”一个声音将我惊醒，我抬起头，发现是那位年轻的少校。我略带歉意地对他笑了笑，跟着他走向了那辆黑色的军车。
上车之后，我发现车里已经坐着一个司机了，面色冷峻，身姿笔挺，穿着一身迷彩服，不过没有军衔，我无法判断他的级别。我被安排坐在后排，那位少校坐在我的旁边。
一上车，我正准备开口，那位少校抬起手阻止了我。他很温和地对我说：“同志，根据规定，我不能对你传达命令或指示，你的任务另有专人负责。你也不能讯问任务内容，我只负责护送你到任务执行地点。”
这位少校的话语很平淡，说话的时候一直直视我的双眼。我很不适应他说话的口气，好像只是在念一篇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稿子，严肃而呆板。同时他话里的“任务”两个字，透露出的那种军人特有的不可违背的信念，更是给我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我只是个平民，不是军人。
总之，这段话让我无所适从。
最后，他拿出一个黑色头套，递给我：“这是基于某些程序的需要，希望你能配合。”
我懂他的意思，默默接过头套罩在自己的头上。
随后，世界一片漆黑。
“老范，去功德林。”
我能感觉到车开得很快，很稳，但很可惜，我看不见沿途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