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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会糊涂得挪用公款，这在何元看来，实在是想不明白。当年再苦再累，老李的账面都是清清楚楚，来往一分钱不差。
问到了柳大权，也是一问三不答，问的急了，柳大权就会吹胡子瞪眼。柳大权是个老党委书记，政治资历明摆着的事，党龄比这些大学生的年龄还长，根本就不买他们的帐。
何元明白，再呆在苏溪乡，不但什么也问不到，可能还会出现意外。于是就请示了县委，得到的指示就是柳大权暂时停职接受检查，县委特别交代一句，朱士珍代理乡长主持工作。
何元带着柳大权他们匆匆回了县城，在县委招待所开了四间房子，把柳大权和老李分开住，自己每日都去柳大权的房间，等着柳大权自己把交代材料写出来。
柳大权到了县里，每日不是蒙头大睡，就是叫嚷着要喝酒吃肉。纪委的人又不敢得罪他，毕竟到现在也没宣布他被双规。没双规的人，不能受纪律约束，正当要求必须要满足。于是又去请示县委，这次县委就不给他好脸色看了，说他干了一辈子的纪律检察工作，连个偏远乡的问题都搞不定，到底是个人感情问题还是工作能力问题？
县委的质问让何元大汗淋漓，回到招待所想了半天，决定还是从老李身上入手。
老李第二次被叫进何元办公室，这次何元和颜悦色地要与他推杯换盏，叫人送了两瓶二锅头，一碟花生米，两个人坐在茶几边，一口一口地喝。
何元开导老李说：“其实你们这个案子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还真复杂。就看当事人的态度了。反正人死了，这叫死无对证，你说是不？老李。”
老李就点头承认，说：“何书记，你们纪委办这个案子，我也不明白是啥子事。如果说是因为借款的事，这个有借条，按了手印的，不算是违法吧。”
老李一开口，何元就知道这个事要结尾了。趁着酒兴，要老李原原本本说来听听。
老李酒上了头，说话口齿不清，但还能听明白。于是就叫了书记员在一边记录。事情的原委就是郑乡长在北京住院了，没钱交住院费，柳大权就让老李从财政所里借出十万块。老李起先不肯，十万块这个数字太大，他怕自己担不起责任。柳大权就说他借，保证尽快还上。
老李就不敢说什么了，后来柳红来打的借条。他没敢从财政账面上动款，就从赞助款里挪出了十万块。本来他想着赞助款没人会过问，反正现在工程在做，拖一段时间问题会不大。后来人大朱主席请他喝酒，喝着喝着就把这事说了出来，说了也没放在心上，大家一条船上的人，总不能见死不救。
等到何元叫他签字按手印，老李才感觉到自己说漏了嘴，急得冷汗直流，死也不肯签字。说自己是酒后胡话，当不得真。
何元也不计较，当晚就让他与柳大权见了面。
第二天，柳大权就主动找到何元，一五一十把问题说了。
事情调查清楚了，何元就拿着材料找县委汇报。关培山书记听完后，眉头紧锁，这个事让他下不了决心，如果移送检察院，今后全县的干部都会寒心，如果不了了之，又怕出现同样的事情出来，会收不了场。
想来想去，觉得这个烫手的山芋还是让刘启蒙去处理。刘启蒙接到这个任务，骂了一下午的娘，晚上去了招待所找柳大权，两个人谈了半夜，最后劝柳大权离开苏溪乡这块是非之地，去农业局做个副局长。
老李把这段故事说完，抱着孙子去屋外撒尿，留下我们面面相觑。看不出老李在纪委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居然能守口如瓶。如果不是何元一顿酒，恐怕到死也撬不开他的嘴。不过我心里还在想，挪用公款这件事跟我没半点关系，为什么朱士珍老盯着我的公司不放，纪委是把这事故意淡化还是另有打算，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