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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至少应该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但，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6]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路遇孔父嘉之妻，立即神魂颠倒垂涎三尺，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财大气粗起来。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也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7]
这件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
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把老本都赔进去，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天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
从这段历史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虢在今河南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
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当然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此事荒唐。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则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何存？
鲁隐公三年（前720）三月十二日，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的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室。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8]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共主”竟然不过是战败之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霸主就要来了
长葛之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全都难以维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即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分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邦国，简称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采邑，简称家。
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的主权和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号称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公侯伯子男，都是自治君主国。他们的国家事务，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
第二，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严格地说，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只有“半独立主权”，拥有“完全独立主权”要到战国。那时，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只能是邦国。
因此，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9]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0]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不再是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1]
其实，宋殇公固然傲慢无礼，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周天子风光不再。
重组江湖，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