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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手段总是会高于目的。因此，当图腾当真出现时，便有了一个意外的功能。
这就是界定族民的身份。
界定是一点都不困难的。鹰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鹰的后代”；龙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鹰是鹰，龙是龙，这就是“区别”；你也是鹰，我也是鹰，这就是“认同”。这跟后来说“我是英国人，你是法国人”，或者“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没什么两样。说“法老是荷鲁斯的儿子”，也不奇怪。
部落能够变成国家，图腾功不可没。
但，图腾变成神，好理解；变成法，或者由法来替代，想不通。图腾是神秘的和具象的，法律则是理性的和抽象的。图腾，怎么会变成法，又怎么能变成法？
秘密在人。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人到世间来没有带着镜子，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人？只能通过他人来证明。比方说，保罗是人。彼得发现自己跟保罗一样，因此彼得知道自己是人。
但，这种方法靠不住。
靠不住是显然的。是啊，彼得要靠保罗证明，那么保罗又靠谁来证明？靠彼得吗？那就成了“相互论证”。于是保罗只能靠乔治，乔治只能靠玛丽，玛丽只能靠彼得，彼得只能靠保罗。这又成了“循环论证”。而且，只要其中一个“不是人”，整个证据链就会断裂，结果大家都不是人。
人的确证，如何实现？
只能靠“超人”。换句话说，这个证明者必须是人，否则不能提供证明；又必须超越一般人，否则不能证明所有的人。
图腾便正好符合这个标准。
没错，所有的图腾都是“族的祖先”，因此是“人”。所有的图腾都是动物、植物或者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因此“不是人”。所有的图腾都神圣而神秘，因此是“超人”。
可惜，图腾局限严重。它只认本族，不认他族；只认族民，不认国民。罗马当年面临的，便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国民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这就太难办了！使用本族图腾吧，其他民族不认；保留各族图腾吧，天下分崩离析；干脆不要图腾吧，又无法认同身份。
幸亏罗马人想到了法律。
法律为什么就能代替图腾呢？因为罗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私法又包括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人法的意义，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界定了什么是人。罗马法规定，法律意义上的人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具备人格，第二是享有权利，第三是承担义务。其中，第一条又最重要。因为没有人格，就不可能享有权利，也谈不上承担义务。
人格表现于法律，就是权利，即身份权。身份权有三种：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权是基本人权，市民权是罗马公民的特权，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一个人，如果没有家族权，就不是“男子汉”；没有市民权，就不是“罗马人”；没有自由权，那就“不是人”。
反过来也一样。[7]
这就可以实现“身份认同”。因为一个自由人只要被授予市民权，他就是罗马人。同样，这也便于国家治理。因为只要剥夺一个人的身份权，他就可能成为“孤魂野鬼”，甚至“人民公敌”。那可真是人人得而诛之，死无葬身之地。[8]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界定法律地位”来实现的，因此是地地道道的“以法治国”。而且，这个人原来属于哪个国家、民族、阶级，都变得不再重要。正如只要皈依佛门，就是“佛教徒”；接受洗礼，就是“基督徒”。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
既创造了法律（罗马法），又创造了宗教（基督教），罗马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然永垂不朽。
认祖归宗
罗马法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系统。公法与私法，私法更重要；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更重要；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人格更重要；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更重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都能通过法律地位来实现，岂非“不是图腾，胜似图腾”？
事实上，法律也是“超人”。法律为了人、属于人，由人制定也由人执行，因此是“人”。法律抽象普适、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因此“不是人”。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人在它面前都一律平等，因此是“超人”。
这就堪称“不是神祇，胜似神祇”。以法律代图腾，当然比“以神祇代图腾”棋高一着、智胜一筹。
那么中国人呢？
图腾在中国又变成了什么？
祖宗。
众所周知，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受到制裁，则“愧对列祖列宗”。祖宗，能管我们一辈子。
那么，什么是祖宗？
最老的父亲。
实际上，祖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根露出龟头勃然雄起的阴茎。它也就是“且”，起先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这样的象征物，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中国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后来这东西越做越大，就从雕塑变成了建筑。印度的塔，埃及的方尖碑，其实都是。
氏族变成部落以后，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图腾崇拜；部落变成国家以后，图腾崇拜又变成了祖宗崇拜。祖，则一贯到底。图腾和祖宗都是男性的，祖当然要坚守岗位。只不过在图腾时代，它要变成动物，比如蛇、鸟、牛、羊、龙等等。但骨子里，还是那话儿。
显然，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但，图腾是把男性生殖崇拜神圣化，祖宗则是把图腾崇拜世俗化。所以“祖”的形制和意义都要变。在氏族时代，它就是生殖器；到部落时代，就变成象征物；到国家时代，则变成了宗庙和神主。
宗庙就是祖先的祭殿，神主则是祖先的牌位。神主应该是先有的，办法是把对氏族有开创之功的男性祖先之符号刻在石祖或陶祖上。后来祖宗越变越多，性器也不再堂皇，就换成石牌和木牌，但仍然叫“祖”。为了供奉神主，又盖起了房子，这就是“祖庙”或“宗庙”，简称祖和宗。宗字上面那个“宀”（读如棉），就是房子；下面那个“示”，就是牌位。
神主和宗庙，就是“祖”的新概念。神主就像图腾一样重要，宗庙则像祭坛一样崇高。因此，建立氏族或家族，都要先建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
这样的籍，当然就叫“祖籍”。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庙或宗庙又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
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
后面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华夏既然是“祖宗之国”，也就不会是天国、神国或者法治国。
那么，华夏的体制是什么？
家天下
还是先看埃及。
埃及的部落变成国家后，很快就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了。而且，是统一在神的旗帜之下。至高无上的是太阳神，他是上下埃及共同的保护神，与上下埃及共同的君主法老相对应，叫什么名字则另当别论。
太阳神之下，是全国性的“方面神”，比如尼罗河神（奥西里斯）、手艺神（普塔）、妇女神（尼费塞斯）。他们对应着中央政府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
地方上，首先是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一个保护神，然后是各地区又有各地区的保护神，对应着各地方官。也就是说，埃及的神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级别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调整，甚至形象都会跟着变化。
显然，古埃及的政治体制，是“人神同构”。
中国则是“家国一体”。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君臣官民都是父子，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君父、臣子、父母官、子弟兵，真是“好大一个家”。[9]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跟埃及一样，也是从部落直接变成国家的。我们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然后“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由公民重新组成国家。但是，我们又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
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做王室、公室和氏室。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依靠的还得是父老乡亲。
这就叫“天下为家”，也叫家天下，或家国体制。
家天下，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它解决了一个西方学者认为两难的问题：要家庭还是要族群。按照他们的研究，家庭是族群的天敌。但凡家庭稳固的地方，族群一定松散；如果性交自由，则个体自然成群。因此，要么开放家庭，给个体更多自由；要么发明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把家庭融化在其中。[10]
中华的家国体制，就是这样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如此说来，这种体制是最好的？
对不起，世界上没什么最好，只有最合适。对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它也许是合适的。这种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末，就是证明。但传统社会解体后，中国人六神无主，张皇失措，道德滑坡，不知何去何从，同样是证明。
看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反过来也一样。因此，一种东西如果曾经长期存在，那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如果它居然能够毁于一旦，则肯定有不合理性。更何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罗马城墙上刻的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显然，问题不在“好不好”，而在“为什么”。
那就回顾一下夏商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