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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就有点尴尬。她就把餐牌拿过来，跟服务生点东西，说的话里面会穿插一些英文和法文。我那时候就像闹小脾气一样，她说牛排五成熟好吃，我说，不要，我就要吃十成熟。她说要喝红酒，我就说要啤酒。她拿着红酒杯，细细地闻，我拿起酒杯一口就灌进去。她问我好不好喝，我说很难喝。汤上来了，我看她很优雅地用汤匙舀着喝，我就故意直接拿起来往嘴里倒。牛排来了，她还没吃完第一口，我已经把整块肉都吃完了。西餐的规矩是那种两个人不吃完，第二道菜不会上来，所以看我吃完，她也只好说吃完了。最后那顿饭，我是撑死，她没吃饱。人家吃顿法餐两三个小时，我们不到半小时就吃完了。一出门我就跟她讲，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带我到这个餐厅，现在我要回去开会了，然后转身就走了。
那时候，我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跟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有很大关系。从小就被有钱的小孩歧视，在戏剧学院的10年生活清苦，刚进社会的时候做最底层的工作，所以我打心眼里讨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瞧不起别人的样子。他们越是摆出一副自己很了不起的模样，我就越想跟这种人唱反调。这种心态影响了我和邓丽君的相处，对她很不公平。
有一天，我正在跟兄弟们聊剧本，她打了个电话来，说她要离开台湾一阵，今天想来见见我。我说好啊，来吧！她来的时候，门没锁，推门进来，我看她还穿着晚礼服和高跟鞋，应该是刚刚表演完，非常美丽。我旁边所有的兄弟都惊呆了。
我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神经，好像故意要在大家面前显得自己很拽，就只说了一个字，坐。她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那里，我就继续跟大家聊剧本。我们一聊就是很久，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没有跟她讲一句话。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站起来说，Jackie我先走了，我说好啊。
她站起来转身就走出了门。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兄弟叫冯克安，他说，大哥，你是不是应该送一下人家？我想，对呀！礼貌上怎么都要送一下。我赶紧站起来，走出门口，看到电梯已经关门了。我只好回了房间，从八楼的窗户往下看，看到她刚刚上了一辆凯迪拉克，车开走了。
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就继续跟大家聊剧本。不久，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那边是她的声音，Jackie，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们在一起吧。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话，电话就挂了。
第二天，她又打了个电话来，说给我留了一个东西，放在酒店的前台。我收工回到酒店，拿到的是一盒卡带。“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里面是她的那首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那时候我在台湾拍的是《龙少爷》，每天都很辛苦也很累，加上拍摄过程中很多人受伤，医院里躺满了剧组的人，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把工作顺利完成，几乎焦头烂额，哪有心情去谈恋爱。就这样，跟邓丽君也一直没再联络。
几个月之后，她在香港有个演唱会，我的经纪人去看了。演唱会完了之后，她们一起出去喝东西，她跟我的经纪人讲，你知道吗？我恨死他了。经纪人回来讲给我听，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么坏，伤了人家的心，自己却不知道。
后来再跟她遇到，是一个颁奖典礼，林建岳办的。那时候他叫我去颁奖给邓丽君，我心里想的是，不要，因为我知道她应该还在恨我。林建岳知道我和邓丽君之间的事，我就问他，她知道我会颁奖给她吗？林建岳说，知道啊。我说，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去给她颁奖，就当是有个机会可以表达抱歉，弥补一点我的不懂事。林建岳还说，你可以想办法在颁奖环节给她一个惊喜。
当时她先是演唱一首歌，我就悄悄地躲在后台。等她刚刚唱到中间，有一个点是在间奏的时候，我就忽然走出去，拿着奖杯，她一转身看到我，在台上转身就走，我就只好在台上追着她，她就绕着那个舞台一直走，一直不肯接受我给她的这个奖。我跟在她后面，嘴里一直讲，不要这样，Teresa，不要这样，很难看啊……后来她终于拿了这个奖，也没有跟我握手，也没有说谢谢，就转身走掉了。气得我回去就骂林建岳，她根本就不知道是我要给她颁奖！
我们这段情，就这样裂掉了。
几年以后，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门口，我又看到过她一次。那时候她刚刚上电梯，我刚刚出电梯，就这么巧。大家互相看一下，她笑了，我也笑了，没有讲话。当时她身边有很多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我转头目送她上电梯，电梯门关了，我跟她笑一下。就这样子。
1995年的5月，有一天我的助理Dorothy接到一个电话，是从美国打来的，用手机。那边说，我是邓小姐，我想要找Jackie。Dorothy跟她说，大哥现在不在，过几天才会回来。后来Dorothy告诉我有这通电话，让我打给她，我说好的，结果当时手边有其他事情，一时忘掉了。
没想到，几天之后，竟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整个人呆掉了，一瞬间很多往事涌上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自那之后，只要谁说让我回电话，我都会马上打回去。
因为拍戏，我没能去参加她的葬礼。
2002年，我在内地发行的专辑中与她“合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希望那首歌可以穿越时空，帮我带去对她永远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