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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就从五楼下去了，真是不夸张，就几秒钟，已经连滚带爬地出现在师父面前。师父问：“干什么呢？”我们说：“在上面练功啊。”“元奎你脸怎么了？” “哦没事，我自己撞的。”他看看我们几个，懒得理我们，转身走了。等他走了，我俩又继续打。
再长大一些之后，除了戏曲演出，我们还会去电影剧组里打些零工。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是双层巴士，我们认识了一个开车的管工，他负责带我们上车看我们坐好，再让师傅开车。上车后他负责帮我们买票，三四十个人，每人一毛钱一张票，一共就花三四块钱。他的儿子叫崔六，是司机，工号1033。每次上车他就会说，“家属，崔六，1033”，这样他就免票了。
我们大家记了下来，有时他没法带我们，会把车钱分给大家自己坐车回去，我们就把车钱拿去买吃的，等上车的时候，就一本正经地说：“家属，崔六，1033。”有一天，一起上车的人有点多，大家都用这一招，售票员就觉得不对劲了，开始讲粗话：“我就不信崔六他妈能生十几个小孩！”拉着我们非要买票，我们稍一出手，他卖票的包就被弄翻了。我记得当时车是开在太子道上，他大声嚷嚷着不让司机停车，要直接开到警察局。我们把车门一拉，直接跳下巴士，几个人连续“啪啪啪”跳下去，滚一下，马上很稳地站起来，一点伤都没有，还叉着腰挺着胸气人家。现在想来，这大概是我们最早的特技动作练习了。
有一回，大师兄洪金宝在训练中把脚摔断了，疼昏了过去，送到医院之后养了很久。那时候的他本来很英俊的，断了脚之后，他爷爷每天来看他，给他做打卤面吃，每天吃打卤面，他的身材很快就像吹气球一样胖了起来。脚伤好了，身材却回不去了，师父只好停止他的演出。这让他非常挫败，终于有一天，他背着铺盖离开了学校。临走的时候，他依然用大师兄的口气跟大家说：“戏曲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以后电影才是真正的事业！以后等我混出个名堂，你们就来找我！”
那时候我们在片场打零工，每个人的酬金是65块钱，师父会扣下60块，只给我们5块钱零用。元龙离开学校之后，元泰成为了我们的大师兄，有一回，他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拿到更多的钱，5块钱实在太少了，师父扣下了那么多。”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们决定一起去向师父请愿，由元泰带领大家开口。这对在师父的威严之下生存了近10年的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心理挑战，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师父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只是慢慢地背过身去，说：“你们是大人了，翅膀硬了，要飞走了。”我们听到这句话，眼里马上泛出了泪水，但这一次之后，我们每个人的工钱涨到了35块，这已经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元龙那句话的英明。的确，戏曲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学院里的学员一个个陆续离去，投身到这个新的前景里面去。我，也到了跟师父说再见的时候。
那个特殊的日子，爸爸来了。他跟师父在外面聊天，我在房间里收拾东西，把这几年的全部家当塞进箱子之后，我特意在身上穿了3条牛仔裤。照旧时的规矩，出师那天是要挨10下藤条的。
我拿着板凳端着藤条跪在那里，跟师父说：“师父，我走了。”他过来摸摸我的头：“唉，免了。”我松了一口气：“多谢师父。”爸爸跟师父又寒暄了几句：“走了，有空回来探你啊。”我抓着行李箱：“师父，我走啦。”鞠了一躬之后，转身走出了学校。
出门之后，转身望望学校的门，心里一阵害怕。爸爸叫了的士，我上车之后再转头看，依然害怕。车在佐敦道转弯，再转身已经看不到学校了，我在车里大喊：“啊！啊！啊！我终于离开啦！”
1988年，已经定居美国的师父返港举办寿宴，大家齐齐到场参加。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师父为整个香港乃至亚洲影坛培养了一大批动作人才。加上在我进校时已经离校的袁和平等人，“元”字招牌几乎遍布各大片场和影片演职人员表。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师父的成就已经很伟大。1997年，师父在美国病逝，我停下正在拍摄的电影，赶去参加他的葬礼。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但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