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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
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
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
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一锤定音。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
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亲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
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
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
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亲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
因而由醇亲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
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
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