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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正常人，衣裙被脱，四肢被捆绑，固定在活动床板上，身上只是盖着一件单薄的病号床单，每天接受各样的检查，回答许多怪诞的问题。那时刻，我不再是人，而是待宰的羔羊。
在精神病院里，最可怕的不是那些疯疯癫癫真正的精神病人，而是那些精神病医生，他们头顶着医生的光辉，却肆意违反法定的医院治疗程序，行使着法西斯分子的残忍手段。
我记得历史教课书上曾这样写着，德国法西斯为了打击政治对手，他们强行把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以治病的名义迫害他们。我想不到在中国也会受到这样的遭遇。
我在里面只能老老实实配合医生的检查，不能质疑，不能反抗。每次我大声抗议，换来的就是一针镇定剂，我不知道我在里面打了几针，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
这种待遇还是优待，因为我是法院院长的女儿，他们不敢对我使用暴力，而其他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的正常人则没有这种待遇，电击和体罚时常都会发生。
我不想过这种非人的生活，我不知道这种非人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没有勇气熬到出院的那一天。我在我爸爸的枪口下宁死不认错，可是在精神病院里仅仅几天时间我就已经投降了，我不想再遭受这种毫无尊严的折磨，我希望快点死去。
我不知道那是我在精神病院里的第几个夜晚，我在里面丧失了时间观念，甚至连白天黑夜都分不甚清了。
那个夜晚，看守我的医生都睡去了，我想尽办法松开捆绑住我手脚的绳索，恢复身体的自由。我蜷缩在墙角默默哭泣，我知道跑不出去，被医生发现我会受到更严密的禁锢。
我决定投降了，我决定以死来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精神病院。
我最开始是想割腕自杀，可是我没有找到锋利的刀片，我只得换其他自杀方式。
我观察到房顶有一个老式吊扇，吊挂吊扇的铁钩子足够坚固，我把解开的绳索挽成一个死套，我踩着活动板床把绳套挂在铁钩子上，我把脖子套进绳套里，我踢开活动板床，我的身子立即悬挂起来，绳套立即勒紧我的脖子，我无法呼吸。
我们曾经看过电影，看到演员表演自杀或者死亡前的情景，演员在生命终结前会有丰富多彩的心理活动，会回忆许多美好的或者痛苦的事情。
事实上，电影中表演的都是艺术，而不是真实的。当我临近死亡时，什么回忆都没有，只有窒息的痛苦和对死亡的害怕。我立即后悔了，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想死！
可是，我已经无力自救，我挣扎得越厉害，绳索勒得越紧，几乎几个呼吸功夫，我就昏死过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就要死了。”
法庭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听徐虹“讲故事”，这是一个女人自杀的过程，这是一个伤心故事。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女人因为被亲人误解，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在里面丧失所有做人的尊严，她选择了自杀，可以理解为她的软弱，也可以理解为她的抗争。
能够出现在法庭上的人应该都是精神正常的人，他们可能从没有接触过精神病院，只是通过媒体了解一些信息，比如上访者被精神病的新闻事件。
他们认为，精神病院肯定是正当的医疗机构，主要功能就是对精神病人的收治，而强行关押上访者可能只是个案，而且是地方政府的恶劣做法，并非是精神病病院主动恶意为之。
而正常人被亲属恶意送进精神病院更是个案中的个案。就徐虹此例来说，她丈夫送她去精神病院的动机可能不好确定，但是她爸爸送她去精神病院治疗的出发点肯定是善意的。
她的身份也不容质疑，精神病院的医生肯定不会怠慢法院院长的女儿，更不敢虐待她，她在讲述中也没有指责医生的野蛮，只是痛批精神病院的治疗方式违犯法律和治疗程序，侵犯了她的尊严等合法权利。
但是，众人对于她的愤怒和痛苦还是能够理解，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他们被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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