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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我笑了笑，说：“我们回到电影上来吧，您觉得中国电影跟世界高水平电影差距在哪里？”
“差距在信仰上，不仅是影人的信仰，还有电影本身的信仰。我们的电影缺少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少有真诚。罗素说，要是没有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整个将变成真空。那么如果把宗教成分抠掉，西方文化也将变成准‘真空’。宗教仪式和原始巫术为艺术长河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水流，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的世界宗教成了奢侈的灵魂活动。西方人却有着深厚的关于救赎的宗教情怀，他们的电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基希洛夫斯基的《十诫》不是直接陈述摩西的故事，这部波兰影片假借宗教的名义把波兰人的日常生活呈现在观众眼前。好莱坞的商业片同样无法脱离宗教的窠臼，以援引《圣经》中的宗教术语见常，比如《第六日》《独立日》等。有的导演把宗教教义拉到了现代的语境中重新解读，如《现代启示录》《肖申克的救赎》《七宗罪》《低俗小说》等。这些影片都有比较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它们把忏悔、救赎等与当代人类社会和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观众去反思自己的作为以及一系列关于生存的命题。”
“您对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怎么看？”
“好莱坞电影一方面靠英雄和爆炸镜头创造着商业奇迹，另一方面却在反思人类的卑劣和美国人的生存状态。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精神空虚随之产生。从上世纪末开始，好莱坞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吸毒、枪杀、破产等社会现状，表现在电影中就是电影开始关注家庭伦理、个人情感。很多电影在基督的语境中完成一次次忏悔和救赎，情节也是大同小异，但透过天真的光与影，可以透视到一种文化下的民族开始自我反思的萌动以及对人类世界的忧患意识。”
“您以后会拍商业电影吗？”
“其实我看来电影都是商业化的，纯粹的商业大片不惮与芸芸众生同乐，从不藐视芸芸众生的审美需求，更需要制作者的专业和认真，如果有机会，我不会拒绝拍摄商业电影，这也是用光影跟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
“最初是什么原因爱上电影的？”
杜锋拿起竹筒，像喝酒似的呷了一口，说：“我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我不爱说话，眼睛也不好使，在阳光下老流泪。别人在外面玩耍，我只能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影，那时我体会到的孤独让我变得早熟，于是，我从电影中拾掇一个又一个故事，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来北京后，看到眼前匆匆奔走的人，忙忙碌碌，犹如找不到家的动物，四处游荡，我想我们都是世界的弃儿，而光影能给我一个归宿。再累再苦，只要看一部电影什么都放得下。我爱电影，纯粹的爱。”
杜锋像一个孩子，笑得天真烂漫。
他的话朴实无华却饱含着情怀和生存的哲理，不是吗？我们都是世界的弃儿，寻找着，寻找另一半，寻找灵魂归宿，寻找被自己丢掉的理想和信念，最不装的答案是我们都在寻找票子，过更爽的生活。
可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快挂掉之前才现自己拥有的一切全他妈的不是自己想要寻找的，进棺材时死不瞑目。
北京这样的地方，寻找中的人更多，至于是否能找到，全看个人造化。
我问杜锋他下一部电影是关于什么。他说计划拍一部都市年轻人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不知疲倦，从电影到生活，从历史到文学，无所不聊，他说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并表示以后多联系交流。
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将采访稿整理成文字，并写了一篇题为《世界的弃儿——光影世界的拾荒者》的文章，给杜锋确认，他阅后说写到心坎里了，太棒了。
采访稿和文章在《潮》上刊登后，被多家专业的电影媒体转载，甚至有电影杂志的主编找我签劳动合同。我说我还没毕业，实习可以，签劳动合同这事要从长计议。
偶尔跟着贺飞或杜锋参加一些文艺界人士的聚会，逐渐现以前想象的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般单纯。
北京包容开放又喧哗躁动，空手套白狼的人太多，相互利用、尔虞我诈、阴奉阳违，已成家常便饭。
这是一个解构和朽的时代，没有永恒的价值和道理，以前看似崇高的事物瞬间可能满身污垢、粉身碎骨，变得一文不名。
我知道不干净的不是文艺圈，而是人，但不会因为虚假泛滥就不相信真诚的存在，不会因为有肮脏卑微的人便否定世界的干净和崇高。
我只需洁身自好，寻找我觊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