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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案子都不会过问，根本就不会接我这种小案子，您能俯身受理这个案子，我感到恨荣幸，非常感谢您。”
“别这样说，案子的大小不能用金钱的额度来衡量，我们做律师的，只有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才合格。公平正义可没有大小之分，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他激荡起的涟漪有可能波及很多人甚至全人类，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次对公平正义的拯救。”
“其实，也没有料到黄东方会这么快起诉。”
他微微一笑说：“人生第一次应诉难免会紧张，你大可不必，该干嘛干嘛，继续去签售，这个事情不要放在心上。黄东方宣扬的那些腐朽思想早已经被现代主流社会抛弃，而且他在网上对人的辱骂已经酵成了公共事件，你的言其实对公共事务的批判，在当下浮躁的社会很有意义。”
“我只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或许我的观点并不正确，但在我现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上，我不后悔出声音。自由地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弱者呐喊，这是我写作的全部目的。”
“你年纪轻轻便有这样的思想和深度，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坚持做你自己吧。没问题，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后，6续接到了庄教授、《新言论》的主编冯玉强和学者于剑荣等都打电话慰问，他们关注着这个事件，并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作为晚辈，为他们的诚意感动。
还有一些熟识的和素未谋面的人关心这个事件。
在北京这么多年，常常错觉人流是冷漠的，车流是冷漠的，其实，温暖依旧在涌动。
心瞎比眼瞎更加可怕，多数时候，冷漠的只是自己的心。
袁正、陈菲、徐璐甚至白宗泽都打电话来问我是否需要援助。
袁正这厮在电话里瞎嚷嚷：“小宇宙哥哥，你这次是真爆了，你这样一闹，你们文化圈又得引多少笔墨撕逼大战，哎，你们文化人，真******没劲儿。”
F4的其他人、梅哥和唐婷婷更不在话下了。
梅哥这女强人最生猛，她说：“小宇哥，要不这么着，我晚上潜伏到黄东方家里，把这脑残玩意儿给办了算了，免得你折腾。”
我问：“你想怎么办他？”
“吊打、抽筋、下油锅，随便你选。”
耿浩又来一句“脑残”，结束了话题。
某杂志社的记者采访我，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明知此人“惹不得”，还要虎嘴拔牙。
“一些知识分子的变化让我这样一个后来者很迷惑，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把‘汉奸’挂在嘴边，这些阶级意识早已过期。另外，还有很多在上个世纪9o年代活跃过的知识分子，有的从政，有的经商，不再出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的变化其实有着典型的时代特色，黄东方不过表现得更为激烈，更引人注目。这就是知识分子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吧，我认为有必要执笔写一写后来人的看法。”
记者又问我：“我听到某人透露的内部消息称，黄东方以前跟你父亲是朋友，后来有过节，反目成仇，你写这本书是想为父‘报仇’？”
“什么？谁说的？”
那记者轻轻地扇了一下自己的嘴，说：“呸呸，哎呀，不好意思，道听途说的，你不要放心上，我们跳过这个问题。”
我奇怪为什么这位记者提到我父亲，上次冯玉强也说认识我的父亲，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父亲对我隐瞒了他的一段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其中隐情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