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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嫁妆不要赡养费。可现在我娘家人都掺和进来了，我大哥还对我说了些刻薄话。我在想，这两样里头总要给我一样才对吧。这些年来，我对韩家也不是寄生虫。我在外的活动，对韩外长的声望是有所促进的，他们哪怕只拿我当个对外发言人，也该结清我的工资才对。”
谈到财产一方面的问题，沈初云有些不自信，一句低过一句，不安地揪着耳朵轻揉。看她的样子，只要能速速了结婚姻，未必就要全部的嫁妆，更不提其他了。能争取到一笔可维持基本生活费，她就可以心满意足地退出这场官司。
可是，邓丽莎替她一盘算下来，既要公开自己身为妻子所受之侮辱，又要被人指指点点，甚至可能被守旧派攻击。失去婚姻不说，还要遭受愚昧家庭的排斥。这样的牺牲，会不会太大了？既然对方这样咄咄逼人，在索取赔偿这一方面为什么又要沈初云做出让步呢？
“我就很不明白，这几年离婚的案子不少，虽然已经是进步了，可大多都是女子牺牲掉财产方面的权利，甚至以净身出户为代价，换来自由之身。可是，我们凡事都要讲个理，这样子拿财产权利换人身自由权利的方式，又公平吗？我们国家在婚姻层面的法律，究竟要走向何处，女子可以提离婚难道就是终点了？”
白远山看邓丽莎如此愤愤，不由觉得头疼起来。
话是对的，但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沈初云最大的诉求只是自由。单纯追求自由，稍微简单一些。如果要去追求有尊严的自由，甚至要将这份尊严最大化，那么必会是一场长期拉锯战。
在此期间，对方会不会暗地出阴招，从而导致最基本的自由诉求都变得举步维艰了呢？便是乐观地假设一切有害因素都不存在，长期的诉讼下来，需要消耗的生活成本，是沈初云承担范围内的吗？
一面思索着这些，白远山一面来回抚着下巴，沉声道：“如果要这样打下去……”
“远山，停一停你的专业意见，我可以先说两句吗？”王校长眼内湿湿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激动。
“校长发言，当然洗耳恭听了。”白远山对着妻子说话时总是温柔的绅士样子，甚至还冲她拱了拱手。
王校长望着丈夫，圆润的脸上抿了一个几不可查的微笑，转头说话时，又是一副严肃慎重的表情：“沈先生方才说将来总要生活的，这话很对。并且将来肯定是要继续去做妇女工作的，这工作是赔钱的时候多过挣钱的，所以你很需要一笔丰厚的产业傍身。其次，抛开柴米油盐，先生既然为了今日女子之权利，已经肯做到公开夫妻隐私的地步，那么为什么不肯打个长久战，索性将一切不公之处各个击破呢？我也明白，人吃五谷杂粮这一点就是摆在明面上最大的障碍，可是我认为沈先生可以做演说家、可以做报社编撰，也可以来我们学校从教务工作学起。哪怕做最坏的打算，就业一方面的路被人堵死，难道我们三个会冷漠到不施以援手吗？帮助沈先生渡过这一关，也是帮助女权事业向前迈进一步，再往大了说，不就是让我们的国家向前了一步吗？我实在找不出，不尽全力替先生分担困难的理由呀！”
白远山望了善良的又能言善辩的妻子，只是点头微笑。
沈初云在遭遇人生大波折，连家人都几乎弃她而去的时候，能得王校长这样，从前连密友的程度都还够不上的热心人，如此慷慨的表态，早已无法表达心头之感想，唯有簌簌落泪，又拼命地点头表示感激。这时候，她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国文并不好，搜肠刮肚竟然没有一个词、一句话可以贴切地用在王校长身上。
“我赞成。”邓丽莎很受鼓舞，从心底里感激王校长把她未曾想到的一方面苦衷给解决了，“初云，我们两个早就达成共识了呀！你不光是在争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是在为仍旧遭受着封建思想压迫的女性，指明一条新道路。那么这条道路，你就该尽你所能铺得平整些。而不是呼吁人家走出牢笼，然后迈步走了出来以后，往后的事情全然都不会，手上甚至连个填饱肚子的铜子也没有。”
是啊，按原来所想，光告诉中国的妇女，婚姻不幸可以不要有什么用？不告诉那些预备跳出牢笼的人，该怎样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又该怎样自食其力。那么能力尚还处于弱势的女子，又怎敢照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