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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把你送到监狱的先见之明呐！”
两个人争辩起来，不过无论如何他们都完成了四哥交给他们的任务。所以到晚上四哥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二人争先恐后地邀功请赏：“哥，吃了好多呢！才给我们留了点骨头渣子！”“就是就是，哥，我还真不知道大学生的饭量这么大！”
四哥在他们的小腿上一人一脚，骂道：“操，小虎子啥饭量我还能不知道？你们两个球娃以后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夸张？”说完，他转身看我，“吃饱了吗？”我赶紧点点头，“饱了，哥。好久没吃这么多肉了，我都怕自己身体受不了。”他笑了起来：“操，你这话要是让你爹听见了还以为我亏待你！行了，赶紧看你的起诉书去吧！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儿早上估计刀疤得上路了。咱俩过去送送他。”
我当即呆住，半天才说：“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上一批刚走了不到十天，咋这么快就到刀疤上路了？”
四哥摇摇头，“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今天路过管教办公室的时候好像听他们说注射什么的。可能是要给刀疤注射吧！刚才寇队跟我说的，说明天早上四点他接我和你进三队陪送。”
“不是说注射的要到‘高间’待一天两天的吗？这几天也没听说有人进‘高间’了啊！”我争辩道。
四哥一扬眉毛，“谁说没进。早上从四队送过来一个非法集资的，现在就在‘高间’里待着呢。‘高间’只有一个，不可能让刀疤去女队待着吧？你也别想那么多了。我听说遗书他自己已经写好了，明天早上咱俩就是送送路。本来打算早上就跟你说的，怕你小子又不吃饭了，所以现在才说。”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虽然和刀疤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这毕竟是和我关系处得非常好的一个人。我是眼看着他在四个月的时间内经历了几次生死线挣扎的，所以这一次听到他即将被执行的消息，心里的感觉如同刀绞。
第二天凌晨两点半我就爬起来了，看了看正在值班的林鑫，我说你睡觉吧，我替你的班。他感恩戴德地谢过之后赶紧上床睡觉。三点多的时候四哥也坐了起来，看了看坐在地上的我，顿时一阵责怪。不过他也没有追究太多，只是随意说了几句，就开始穿衣服准备。
快四点的时候，我听到监道的铁门被拉开。我知道，这是寇队来接我和四哥了。我赶紧站起身来，站到监仓门口等待。四哥一拽我，“拿烟没有？”我一激灵，赶紧钻到床底下找烟，四哥小声喊：“拿几盒好烟！”我摸索了一阵，拽起半条“一支笔”就钻了出来，“哥，这个行不？”四哥点点头，“行了，过去还得走关系。他们班的班长我认识，但是面子上的事儿还得过得去。”
监仓门一打开，我发现进来的除了寇队之外还有两个杂役，一进门，寇队就先跟我说：“你带个小镣吧，毕竟这是跨队，他们那边的管教看你啥也不戴就过去不好。”我点点头，赶紧坐在地上任由两个杂役给我扣上小镣。
脚镣戴好后，我急不可耐地走出监仓，这时我才看到很多其他班的人伸出脑袋看，以为又要送人了。尤其是五班的胡磊，看到我戴了镣走出去，一脸迷糊地说：“哎，我说大学生，咋给你判死啦？”没等我说话，寇队便冷着脸一声呵斥：“滚回去睡觉！别人怎么样跟你有个球关系？”28
我来石铺山四个月了，在这四个月中，我走过的最长距离是从监仓走到提审室。尽管一队就在二队监道的对面，三队就在楼上，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那里。毕竟，在看守所想要随意窜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据说石铺山允许同监好友陪伴死囚是由寇队发起的，由于即将被执行的犯人很难在行刑前见到家属，为了让死囚的情绪稳定一些，只好变通地让一些看守所里非同案的狱友陪伴死囚渡过最后的时光。
我和四哥在寇队的带领下过了四道警戒线，签了两次字，搜了两次身，总算是走到了刀疤所在监仓的门口。还没等进号，就听见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刀疤，你的陪同过来了！”紧接着，监号里就响起了哗啦哗啦的脚镣撞击声，“真的吗？我看看。”话音未落，三队的管教便从监仓门上的瞭望口往里喊了一声：“蹲到风场门口去！”寇队也转身对我和四哥说：“你俩也蹲下别动！”
过了大概有足足三十秒，三队管教才放心地打开门上的铁将军，用力一拽拉开了监仓门。他回头一看我和四哥，“进！快点！”我和四哥赶紧一低头冲进刀疤所在的监仓。
铁门哐当一声被复而关上，在风场门口，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四哥，大学生，你们过来啦！”我循声望去，果然，那是几乎已经形容枯槁的刀疤。四哥冲他点了点头，回头跟我说：“你先跟刀疤聊聊，我跟他们班长絮叨絮叨。”说着，他看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咋了老熊，到你仓里你不欢迎啊？”那个中年人赶紧迎了上来，“操，老四你这不是糟蹋我吗？赶紧坐！”
四哥去和这个班的班长“走关系”去了，而我则径直走到刀疤的旁边坐下。和四哥那天的形容一样，刀疤颓了。他看上去目光呆滞，神情疲惫，全然没有了在七班时的精气神。我递给他一盒“一支笔”，他感激地冲我一笑，又缓缓地抽出来一支点燃，这才叹口气指指我的脚镣问：“这是咋了？”
我一摇头，“没咋，刚才才戴上的。寇队说我这属于跨队，让三队的管教看见了不太好。这算个啥，前几天戴了两天大镣子。”
“炸号了吧？”他望着我笑，情绪看上去稍微好了一些。我一摆手，“就我这小身板子敢炸号？我要是炸号的话，不被他们给砸死啊！”
“那是咋了？”
我自己点了一支烟，这才把吴二柱唆使喜全脱逃、喜全跳楼住院、曹队重新调查等一系列他走之后七班发生的事简单地告诉他。刀疤不笑了，耷拉着一张脸，郁郁寡欢地说：“操，真没想到我走了还能错过这么多热闹。唉，以后想看也看不着喽！”
“这还叫热闹！”我刻意岔开敏感的话题，“你不知道砸那个大镣子的滋味！路也走不动，腰还直不起来，一个不小心就得摔跟头。两天时间我脚腕子上都掉了一层皮啊！要不是寇队和监狱局的领导好心眼，我估计我这双腿就得磨费！”
刀疤笑了笑，“行了，大学生。咱俩还是聊聊我的事情吧。再几个小时就打针了，有些事情还得托你办。”
我点点头，“成，你说吧，我能办到的肯定给你办到！”
他叹着气从兜里找出一张纸，“你先帮我看看，这是我写的遗书。你瞅瞅有没有错别字啥的，有的话现在还能改改。”
我记得刚到七班的时候我给他们吹过牛，说别看我一个学计算机的人，但是再怎么说接受学校教育也十六年了。你们要是学习的时候有不认识的字儿，或者是写信啥的需要我帮忙就尽管开口，那简直比眨眼睛还利落。用L市的方言来说，叫做“那都木有啥”！后来我才发现，我这海口夸的是多么地无知和幼稚，因为对于石铺山看守所的人们来说，识字这样的技能只会在两种时刻被需要：被监规和写遗书。
看守所的每一个人都会背监规，哪怕文盲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也可以凭着记忆力把监规背个八九不离十。可是写字的权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尤其在重刑号，也只有二审已决死囚才拥有这样的权利。
可是想要把一生的总结和满腹的眷恋归纳在一张纸上，那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