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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王尽美就在各地奔波，忙于在山东建立和发展两党组织的事情。没错，就是建立和发展两党组织，王尽美现在不仅是中共济南地委负责人，还是国民党山东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而且用在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上的精力还要更多一些。
王尽美这样做，除了是响应中共号召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发展的原因外，还是由山东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在辛亥革命以来的十多年间，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孙氏政党在山东也不断发展，民众对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中共作为一个新兴政治势力，在山东并不为民众所周知，一些中共的主张在宣传时往往得不到民众的认可。
王尽美此次来青岛原本是来了解青岛组织的发展情况，并准备偕同青岛的同志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总会成立大会”的。只是在来到青岛后，听了邓恩铭有关工作情况的总结，特别是得知赵振中竟然以一个少年出任青岛大学新任校董会董事长以及青岛大学随后一系列管理制度出台后，便决定与邓恩铭一起去见赵振中。
赵振中依旧是在南窑义学的办公场所会见了王、邓二人。
三人一番寒暄后，王尽美道出此番来访目的：“此次来访，一是恭喜赵先生出任青岛大学新任校董会董事长；二是想和赵先生探讨一下，看眼下这个局势能不能和赵先生进一步合作。”
“呵呵，王先生怕是有所不知，这个青岛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可不是让人值得高兴的位置。”赵振中借此机会大倒苦水，“前些天青岛大学原来的校长也就是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在直系战败后就被人拘押到了济南，原本由胶澳当局和胶济铁路局每月为青岛大学提供的16000大洋的经费失去着落，校董会上其他各位董事面对眼下纷乱变局都不愿意再追加投资，没奈何，我就咬牙自行出资补上了这个缺口，也因此被推选上了校董会的董事长这个位置。”
喝了口水，赵振中继续诉苦：“本来呢，我就曾以四海实业的名义每月出资一万元，现在又是一万六千，不仅现在四海实业的那点盈利全要投进去，就是前两年积攒下来的那点专利收益也都要填进去。再加上今年又收留了如此众多的孤儿和灾民，四海实业又提高了工人待遇……几件事情都凑一块了，眼下我正发愁今后一段时间该如何度过呢。”
王、邓二人相互看了看，赵振中的这番话让他们这次难以再开口求助。邓恩铭便开口问道：“我听说当时的校董会曾有尽量缩减课程，压缩开支的方案，美国人也提出只要他们出任校长负责学校一应事务，学校一应增加的开支都可以算在他们身上，那赵先生为什么还非要坚持继续出资青岛大学？”
“邓先生不愧是《胶澳日报》的编辑，消息的确灵通。”赵振中笑着称赞了邓恩铭几句，随即就接着说道：“不错，当时校董会上的确提出了这样两种解决方案。可一种不仅会使学校逐渐萎缩，更不利于学生培养；另一种虽然能解决眼前困局，但却会使学校为美国人的意志所左右，成为美国人的附庸。记得上次两位在这里时我就说过，中国的事情还是要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好，外国人的力量可以借助但不能依赖。也正是因此，我才咬牙决定补上青岛大学的经费缺口。”
听了赵振中的解释，王、邓二人不仅暗自动容，暗自敬佩赵振中年纪虽小却有大气魄。
稍停了片刻，王尽美又提出疑问：“现在直系战败，各方呼吁和平，劳苦大众也都为谋求自身生活改善而同资本家和地主豪强做斗争，赵先生出任青岛大学新任校董会董事长后，为何与新任校长联合制定了限制学校师生进行爱国宣传的规章制度？还要大家签署什么‘承诺书’保证不从事若干活动？”
“两位先生以为学生的任务或者说职责是什么？”赵振中正色问道。
“学生是应当以学业为重，可这与爱国并不矛盾。”邓恩铭开口说道。
“学生爱国当然无可厚非，可既然是学生就应当把学业放到第一位。中国不缺少几个能喊口号的热血青年，却缺少大批掌握专业知识能把中国改造成现代工业强国的有为青年。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不建立自己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把什么爱国思想宣扬的天花乱坠，那也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根本就抵不过列强的巨舰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