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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句“大君任法而弗躬”。
不论是作为君主帝王的无为而治，还是名臣能臣的有为而作，一切还要遵循一个前提，那就是统一严格的法度。
一个伟大的君主，只有制定出严格公正的法度，才能真正做到治国不必事必躬亲，才是真正的无为而治。
而如何在赵佶已经确定这无为而治的治国前提下，尽可能的寻找挽救大宋现状的举措，或许也是赵佶出这道策论题目的原因之一。
毕竟北方胡虏作乱，金辽之争的一切信息，赵佶心里十分清楚，南方方腊作乱，让原本富足的江南赋税收入大减，更是大宋的国库收入锐减，让赵佶没了肆意挥霍的本钱，或许这才是让赵佶意识到要寻求一丝改变的动机所在。
不管怎么说，钱恒对赵佶的心思，琢磨的还算准确。
赵佶不想变，至少不想改变现在这种怡然自得，能自由创作的惬意生活现状。治国方面，也不想替换这些能让他开心，能为他溜须吹捧的一干人。而所谓的治国能臣，只要不影响他享受创作的乐趣就好。
有了这个前提，那君无为而臣有为这道策论题目，唯一的解决途径，便是大量使用能吏，从施政到军政，以中下层官员为主，选拔合适的能吏，去尽可能的稳定现状，至少能够让四方安定，让普通百姓有个温饱，才不至于在危机来临之际，民心才不会迅速崩溃。
至于能够进入朝堂，入阁为相的人选，也就只有那种喜欢闷头做事，而不在意朝中那些溜须拍马之辈的人，才能坐稳朝堂，为将来大宋遭遇大变时，借助朝中的位置，为大宋挣得一丝转机。
不得不说，为了这篇策论，钱恒想了很多。甚至于连几年之后靖康之变的应对，都考虑了进去。
在钱恒心里，能够坐镇一方的为政好手，当属赵不试和李若水等人。
而军中的中坚力量，不论是宗泽还是种师道和折家诸位将军，也都只能留在军中坐镇，不适合回归朝堂。
唯一一位适合现在回到朝堂的，就只有张叔夜了。
想到这，钱恒对这篇策论，便有了十分清晰的思路。
刷刷点点，一番功夫下来，整篇策略便写在了草稿纸上。
策论上面的论点很明确，君主自当无为而治，而重点，就在于臣有为上。臣子有两种，一种为君主服务的臣子，这类臣子，一切以让君主开心为重，还有一种臣子，是为君主治国安定一方服务的，这类臣子，所要做的，就是踏实做事，不多言，不争功，一切以大宋的利益为主。
这论调之中，隐隐提到一点，朝中诸位相公，当有闷头做事，且不争功的人来为君主做实事。
这个需求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把事情做砸了，就站出来替君主背锅，事情做好了，则是君主识人用人的功劳。
一切都梳理妥当之后，钱恒简单吃了点食物，将卷头的名姓填好之后，才开始小心翼翼的将草稿纸上的两篇文章，一笔笔的誊抄到正式的考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