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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很好，必须和顽固派做坚决的斗争。我们如果不动作，范筑先怎么知道我们的立场啊！”
寿张县的同志们决定，管大同等先离开寿张到聊城去，留下孙思白、第一科科长于笑虹，会计主任李宗白，金库主任杜宗禹和几个通讯员、办事员来处理善后事宜，并看看新来的国民党派顽固分子冯谦光到底会怎样做。
冯谦光到了寿张后，很快和国民党的一些顽固派尿到了一个壶里，本来一个廉洁自律的政府，也很快腐化，而且冯谦光还处处排挤，亏着党的组织当时还处在秘密状态，要不，准吃大亏。
在向冯谦光的政府按照传统习惯逐件办理移交中，他们又百般刁难原有人员，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在原来有人员住的西院门外，布置了暗岗，如果这些人到了街上，还有人在暗中盯哨。
为了反击冯谦光，孙思白对冯谦光郑重声明：“这是对我们的侮辱，除非撤掉监视跟踪，向我们道歉，否则，自即日起，我们中止办理移交。”
接着，停止了一切移交手续。
冯谦光一看坏了，原政府的人员要是不移交，到手的政权还是接不到手里啊！于是态度大变，伙食也好了，说话也客气了，监视人员也不见了，但是并不道歉。你不道歉啊，那好，我们就是不移交，这样移交传统手续的事情，就这样一直拖着，一直拖到了五月初了。
一天今晚，范司令有事路过寿张，住在县政府，把孙思白和于笑虹也叫了过去。
范筑先当时坐在床头上，正准备解衣就寝，而冯谦光却垂手肃立在门后墙角，卑躬下气地作侍寝状。孙思白和于笑虹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范筑先先把冯谦光熊了一顿：“你看你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都二十多天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自己说说吧？叫你干这个县长，不是白吃白喝白拿薪水的，是来抗日的。你看看你吧，走没个走相，站没个站相，什么活也干不出来，我看就是占着茅房不拉屎，比管大同差远了。光这个交接就交接了二十多天，还干点儿活吧……”
范筑先对冯谦光一顿大训，训得冯谦光和个袜子一样，再没有半句话可说，只是唯唯诺诺，垂首而立。
范筑先训斥完了冯谦光，又对孙思白和和于笑虹说：“现在战事这么紧张，你们怎么还没走？交接完手续赶紧走吧。”
孙思白直接回答说：“是冯县长刁难我们，才使手续没法交接。”
范筑先马上挥手说：“有什么可移交的。”又对冯谦光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他们都是学生，跟我来打日本，清白得很，没什么可移交的。”
范筑先又对孙思白和于笑虹说：“明白了吗，你们快快结束这里的工作到前方去。”
孙思白和于笑虹赶紧对范筑先说：“是，我们坚决听从范司令的指挥。”
第二天，聊城政治部长途电话打来了，叫孙思白和于笑虹迅速到濮县作战的21支队去建立政治部。于是，孙思白和于笑虹把一堆账册、档案简单地交接了一下，扔给了冯谦光，立即收拾行装，和其余的同志，一齐奔赴濮县前线去了。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沈鸿烈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从曹县迁到东阿，大批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人员也随之前来。6月下旬，日寇攻陷东阿，沈鸿烈被日寇追击，败逃到黄河边，走投无路，向范筑先求援。
范筑先同张维翰、张郁光几个人商量，这个事到底应该怎么办？
范筑先说：“如果救了沈鸿烈，沈鸿烈就赖在了聊城，恐怕我们的工作会处处受到了限制。如果不救沈鸿烈，沈鸿烈又会说我们见死不救，这真是个烫手的山芋啊！”
张维翰考虑了一番说：“不管怎么说，现在国民党抗日，也抗日，我们算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朋友困难，哪有见死不救的，至于以后他的表现，那就看他自己了。”
张郁光也说：“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拉一个人抗日，就拉一个人。现在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如果他愿意来黄河北，就来吧！不欢迎是我们的事，他不抗日是他的事。”
于是，范筑先亲率第二、五、六三个支队到了东阿，打击日军，收复了东阿县城，接沈鸿烈来到了聊城。
沈鸿烈来到了聊城，就不是在东阿那个狼狈的样子了，他先洗了个澡，睡了一大觉，然后吃饱喝足，整容、理发，换上了新衣服，一切焕然一新。这时候国民党的一些要人，李树椿、王金祥、齐子修也已经纷纷集中在了他的身旁，这个人要请他喝酒压惊，那个人要陪他出去散心。
然而，沈鸿烈哪里也不去，偏偏要到聊城的政治干部学校里要为学员们去训话，他还自认为幽默地说：“什么是青年，青年是抗日的希望。我就是要到青年中去，和青年们一起，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山东的这块大地上，把这个大旗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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