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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瑞典人在教育合作方面的具体协议是朱敬伦亲自抓的，他向瑞典人提出了几个要求：
第一，他希望瑞典人能派出真正的教育人才，而不是一些没有任何经验的冒险家。这些真正的教育人才，必须是在瑞典有教育经验，而且必须有投身教育的热情和理想的实践家，愿意奉献于一个遥远的国度的教育事业。
通俗点来说就是，朱敬伦希望能从瑞典招募一些真正有使命感的教育家，真正帮自己完善目前的教育体系，私塾教育为主的古典教育时代已经跟不上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了。
第二，朱敬伦需要的是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他希望瑞典派来的人是方方面面的，从政府层次的教育管理官员，到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不等。
朱敬伦手里的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暂时就没有拿得出手的。尤其是对西方的了解极为陌生，即便能从乡村中找到一群有教育热心的老夫子，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打造一套完整教育体系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就算有这种能力的，满清朝廷的府学官员，他也不敢用，教育出一群热衷于科举做官的文人，只能让他哭笑不得。
第三，朱敬伦提出，瑞典派来的所有人员，广东不会干涉他们的信仰自由，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将传教作为他们的工作。
不是朱敬伦对宗教有偏见，而是中国是一个传统儒家社会，他不介意文化交融，但是他担心短期内爆炸性的文化冲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些老师不断的传教，估计没几个家庭愿意将孩子送入学堂。而且地方势力肯定反对，爆发太平天国那样的文化杂交的怪物倒不至于，但是捣毁学堂这样的事情，朱敬伦相信愚昧的乡间农民是干的出来的。
另外有一点，朱敬伦不愿意支付高薪，不是他掏不起钱，而是他看到给洋人格外的高薪之后，造成的中国职员心理上的不平衡，长久下去是对文化自信心的一种打击。后来詹天佑雇佣中国工程师，就一定会按照跟洋人工程师同等的薪资标准，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现在朱敬伦已经发现了，在赫德主持的海关之中，就出现了华人员工低人一等的状态，所以他才让赫德进行了改变。吸取这个经验，当然要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不能让洋人拿到比中国人高得多的多的工资。
至于这样会不会请不来人，朱敬伦并不着急，他知道西方有一大批富有使命感的家伙，他们乐于献身于各种事业，反而是金钱未必能打动他们。瑞典这种人也不少，朱敬伦知道一个例子，有一个瑞典探险家海尔达尔与五位朋友一起从南美秘鲁出发，乘坐木筏历时101天到达近8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就为了证明南美人是从太平洋中部迁移过去的。
这种人显然不可能是为了金钱，金钱的动机也无法打动他们这么玩命。
当然少了高薪，肯定不可能很快就招募到足够的人才，反正朱敬伦也不着急，就算一下子来一套教育体系，他也拿不出合格的学生去读书，在治国理政这方面，他的观念是保守一些更好。
朱敬伦没有骗瓦伦堡，他确实也跟美国人谈过，即便美国现在依然处在战争之中，美国人依然很感兴趣，历史上，在中国发展西方教育一事上，美国人始终走在了各国的前头，在中国办学校的美国人，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
在输出美国教育方面，美国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心理动机，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急于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文明。
后世当韩国人蜕变成为一个基督教文明之后，向全世界派出传教士最热情的就成了韩国人，当时的韩国，是唯一一个敢向阿富汗这种中东国家派遣基督传教士的，韩国基督徒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疯狂的传教热情，驱使他们敢去向穆罕默德的子孙宣扬主的荣光。
美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对于朱敬伦提出的，不准传教的要求，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歧视。
这个时代，在中国建设学校的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传教士，他们的资金也都是教会提供的资金，他们建立学堂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传教，不让他们传教，确实是意见很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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